性別議題和種族議題看似兩個相互分離的主題，但是事實上，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兩者卻是互相糾結在一起的，特別是有色人種的女性更是如此，除了在性別上居於從屬地位外，比起白人女性性別對其產生的不利地位更是顯著。因為種族也是一種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的結果。再製的勞動(reproduction labor)包括女性的家務勞動與情緒工作(emotional work)等，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更是認為女性的家務服務工作更是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再製，但種族他並沒有並考慮在內。

直到1970年代才出現了勞動市場種族雙元論，其論點在於自人和有色人種的不同而區分出優勢白人與劣勢有色人種工作部門，以維持白人的利益，但失敗在於未能分析無酬的家務工作。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Reproduction

對於生產的區分最早由馬克思開始，一直到恩格斯區分生存生產(Production of subsistence)和存在生產(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 themselves)；Brenner和Laslett的區分心智、情緒與手工生產，到其他的有酬無酬、交換僄值和使用價值生產。但生產真正的區分是工業化後，家庭工作和勞動市場工作的性別與種族區分。但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因生產發達造成服務業的興起，女性開始投入服務性工作，把家庭中女性原有的服務、照顧、情緒角色帶入因都市化而造成家庭照顧功能退化的有酬勞動市場中，藉由正式的勞動市場來提供人們的需要。形成服務性勞動的集中，但這種商品化與都市化造成不同種類服務業女性的增加，並沒有改變原有的家庭關係，因為這只是一種勞動市場中性別再製而已。

Domestic Service as the Raci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工業資本主義初期，只有中產階級的女性在家擔任家務工作，受到女性主義影響，中產階級女性開始進入公領域工作，隨之而來的家務工作便由中產階級女性雇用有色女性來承擔，造成白人女性和其他種族女性在工作、經濟以及政治系統上的二元化。例如一次大戰時有色種族女性被雇用集中在服務和洗衣工作，無法和白人女性在工作中公平競爭。移民到美國的外來種族婦女，其工作大部份集中在洗衣、清潔、準備食物的服務工作上，回到家之後又必須從事類似的家務工作。就算和本地婦女從事相同的工作，其薪資也是較低的，例如檀香山的非白人教師。

同樣在相同部門工作的白人及黑人女性，其報酬是不同的，以致白人女性可以雇用黑人女性來從事家務工作，特別是托育工作，造成親屬關係的緊張與矛盾。

The Race and Gender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Service

在1910至20年間的歐洲，女性開始從家庭中走出，從事製造業、事務員及銷售行業，家務工作變成由少數種族的女性從事，這些女性對歐洲本地女性來說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她們可以較容易地被強迫留下，這也阻礙了少數種族女性進入其他的工作領域。此外學校對少數移民種族女子的教育也都是訓練她們有關家務工作，灌輸她們應有的美德與生活，而行政單位更是為這些失業女性尋找家務性服務工作。

家庭雇用可能是長期生命生涯的，當移民女性失去了住所、財產或其他補償時。例如二次大戰在美國的日本女性。此外，二次大戰時，日本第二代美國僑民女學生從事家務僕人工作是為了幫助日本戰爭的愛國精神。

支配團體的意識型態認為有色的女性適合於服務性工作，因為她們對這些女性抱有恭順、安靜、生活水準低的刻板印象，特別是針對亞洲女性。因此，這些女性並不是在技術或教育水準上影響其就業機會，而是種族主義因素，教育並沒有提供她們和白人女性相同的內容。

白人女性間是一種共謀關係，她們剝削利用了黑人女性在經濟、情緒上的性別特質從事家務雇傭工作，以維持白人女性自身的工作優勢。

Race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白人女性開始覺得家務工作對她們的就業是一個負擔，而極力反對家務角色的女性正當化，但她們又不能完全消除傳統性別分工的意識型態，為了避免受到丈夫的遣責，便開始打有色人種女性的主意，以雇用她們來替自己完成家務工作，這時，白人女性的性別意識和種族意識便開始產生糾結與互動。

有色人種的女性從事家務工作的目的是為了供應她們女兒的教育，即使是更辛苦的工作，其動機不外乎是希望女兒在獲得較好的教育後，能夠從事較好的工作，不必再從事辛苦的家庭雇傭工作，但這種看法並不一定能改變第二代移民女性的工作處境，因為種族因素仍在運作。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ublic Reproductive Labor

公共部門的分工反映了家庭性別分工的形態。但在公共部門中不同種族女性所從事的工作也有差別，白人女性從事低層專業人員、技術、行政工作；而其他種族女性從事的仍然是吃重的清潔、餐點、老人及病人照顧工作。

除了私人的家務服務工作外，還存在著公部門制度化的服務性工作，如照顧、清潔工作。在美國，從事這些工作的幾乎是黑人或美裔西班牙的女性。此外，同樣從事服務性工作的女性，在白人和其他種族間也有差別，白人女性大多從事心靈及和社會接觸的工作，其他種族女性則從事骯髒、工友、清潔或廚房工作。

From Personal to Structural Hieraracy

家務服務工作是低薪、部份工時、季節性、缺少工作福利且受任意指揮的，家務工作對性別/種族的支配從屬關係常常整合進入組織權威結構中。在組織結構中，雇傭關係變成非個人的契約關係。

正式組織中服務性工作的性別、種族階層是較小的，但卻又顯現在細節的分工之中。例如在醫院中，健康照顧被定義成是技術性的，從事這工作的女性大多是白人，其他種族女性只是底層的健康照顧人員，不具決定的權力。

The Rac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Nursing

在醫院的護理人員中，白人女性支領較高的薪資、受較好的訓練、分佈在較高的職位、具升遷生涯性；但相反地黑人女性不論在薪資、訓練、升遷上都是較差的，特別是最底層的護理人員大部份是黑人女性，白人女性所佔的比例極少，儘管不同種族在技術、學歷上相同。

護理人階層化始於1870年代，把護理人員分成有訓練、具文憑及非訓練、可互換、助手兩類。1930年代，整個女性護理人員從屬於男性內科醫生的權威上，因為女性護理人員被女性家庭符號所奠基，白人女性護理人員也少有挑戰這種意識型態。

黑人和白人女性在護理人員中的階層化也和教育有關，一些護理學校拒絕黑人女性，使得黑人女性必須就讀少數接納黑人女性的學校，致使白人男性對黑人護士不信賴，黑人護士只能照顧黑人病患。此外，就算黑人護士處於較高職位，下層白人護士也不服從她的權威。

在白人佔優勢的醫院中，黑人女性大量地被雇用為護理助手的工作，是非技術、低薪、和家務工作相似的工作，管理者並不把這些人當成護理人員。護理組織領導者也接受護理人員的階層化並限制從事低層黑人護理助手的教育、流動及專業訓練，從中取得種族的利益。

健康照顧的階層化中較少家庭符號論的主幹，而是具有較多的科層制效果，在科層結構中，性別和種族是對工作定義的內在秩序。助理護理人員被定義成非技術及低微的，女性本身也如此認為，護理助手已典型的和女性家庭服務照顧印象聯結在一起，只是有無薪資的不同而已，特別是在病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上，具有情緒工作的意義，也因此被當成是非技術的工作。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

性別和種族在勞動市場中的區隔是一種社會建構，許多次級種族女性從事家庭服務工作是因為經濟需求、就業機會受限、教育及雇主的機械主義，而性別和種族的意識型態每天都在生活中運作，特別是雇主所信仰的性別及種族特質，雇主相信她們適合從事家庭服務工作，使這些特質從家庭中帶入勞動市場。面對面的階層化被結構的階層化所取代了，但一些具有特權的女姓並不承認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而以技術、訓練和教育來解釋不平等。

種族和性別這兩個議題並不是分離的，而是互相關聯的，性別包含著其他的權力系統互動，中產階級白人女性雇用了其他種族女性從事家庭工作，保持了自身的正式工作也維持了和丈夫的家庭和諧關系，但間接地也支持了性別分工的意識型態。

種族分工和性別分工也保護了白人男性在工作中的特權，但種族因素卻保持了白人女性的工作特權，但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在工作中仍然是衝突的，因此，在工作場所中存在著白人男性、白人女性和其他種族女性的衝突互動關係。

性別和種族的分析必須以權力、地位和特權為軸線，不同種族女性間的剝削關係也建立在生活水準的不同上，而在制度化的服務工作上則建立在制度結構的基礎上。

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經驗並不是一般的女性經驗，並不是所有的女性團體都面臨相同的因境與解決方法，雖然白人女性在家庭關係中仍類似於其他種族，但她們的性別議題已被建構成和其他議題都有相關。

如果性別和種族是被社會構的，那它們就有可能被挑戰和解構。女性主義已大步地在解構性別的社會建構，但種族的社會建構仍然必須被解構。如果白人女性支持種族分工，那她們就會缺少原動力去改變性別分工。除了性別衝突外，我們也必須承認不同種族女性間的衝突與不平等。

對於女性議題在政治上的努力並不是為了女性的優先性，而是為了減少不同群體間的利益特權差異。在種族分工上，女性間的衝突也超越了對女性的定義，但並不表示我們放棄了努力的目標，而是指應該評價性別和種族分工的階層化會是一個了解女性生活的一個較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