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mel以微視社會學著稱於世，特別是他對小團體、互動形式的研究，但我們仍不可忽視Simmel對鉅視衝突理論的貢獻。在Simmel的思想及研究中，對於個人心理的注意獨特於其他社會學家，當然潛意識的成份或多或少也就包含在研究的過程中，但這並不是說潛意識就是Simmel研究的最終目的。可以這麼說，潛意識的研究可能是目的，可能是工具，也有可能是一種研究過程，不過或多或少Simmel對於潛意識的注意力勝過Marx、Durkheim及Weber是可以較確定的。下面將從Simmel的陳述企圖發掘潛意識的成份存在與否，並和Marx、Durkheim及Weber進行比較，以明顯Simmel的特色。

由於Simmel學說中的微視社會學特徵，使他重視個人間結合與互動的細小或內部要素之優先性，因此個人間的結合與互動對Simmel來說除了結構與環境的作用外，個人的主觀潛意識在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他所論述的《窮人》、《陌生人》與支配從屬形式。對於Marx來說，階級類屬間的互動才是一個研究動點，例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互動，專注的並不是個人間的互動，不過在Marx的class for itself中個人意識具有某種程度的決定力量；對Durkheim來說，互動的形式以個人與社會事實間的互動才是研究重點，個人與他人間的互動並不是個人的潛意識驅使，而是受到獨立於個人心智外的社會事實所驅使，或受到大規模社會變遷，如機械連帶變遷至有機連帶的社會所驅使。

在Durkheim的著作中，個人互動與互動大部份未曾為他所分析，個人意識只不過是依變項而已；對於Weber來說，個人的行動與和他人的互動，必須使用詮釋學的工具—瞭悟來理解，雖然Weber拒絕認為瞭悟只是包含直觀、同情與擬情作用，但意識在人與人間的互動仍然扮演了部份角色，此外，在Weber的社會行動中，特別是情感性行動，意識或個人潛意識在當中也扮演了重要性的決定因素。

Simmel的學說思想，存在四個基本層次的主題，第一個是他對於社會生活之心理成份的微視預設，認為較高層次的社會實體源自於較低層次的社會實體，因此對Simmel來說，個人的心理潛意識可以產生較高的社會實體，例如從個人到團體，團體到社會，具有發生學的影象。這一點對Marx來說，個人心理成份可說是微乎其微，因為Marx對社會的看法是以資本義社會結構來看，再看此社會結構下的個人，和Simmel恰好相反，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產生什麼樣的個人，而不是像Simmel認為個人的集合產生怎麼樣的社會；對Durkheim來說，一心一意專注大規模的社會結構，個人意識只是社會的依變項，並不像Simmel附予意識太大的重要性，不過有一點和Simmel相似的是，Durkheim認為社會是由個人集合起來的集體意識所形成也具有發生學的概念；在Weber行動的社會學中，最終是關切於個人，而非集體，這點和Simmel關心社會生活之心理成份類似，但在Weber的實質社會學中，他主要的興趣卻是在大規模社會結構以及社會制度，這時，人的意識受到大規模社會的理性化禁錮，對於意識的研究，此時在Weber的身上就不在那樣重要了。此外，對於社會的形成，和Simmel的發生學不同，Weber以選擇性親近性來解釋新教徒在信仰、利益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親和性，此時潛意識又是Weber的重點所在。

Simmel認為人類具有創造的意識 (Ritzer, 1995: 289) ，他對於創造力有著極大的興趣，他瞭解到人類必須將社會結構概念化，如此結構才能影響到人。社會並不只是「在那兒」，同時社會也是依賴意識活動的一些事物，社會的規範和價值將內化進入個人意識。行動者接受外在環境的刺激之後，評估這些剌激，並審查各種行動過程，然後決定如何行動 (ibid: 290) 。由此可知，Simmel對於個人潛意識特別研究並付予重要地位。對Marx而言，則不給意識太大的自主性，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個人將其概念化，才能影響到個人，每個人在社會中，不論是否將之概念化或價值內化，都會影響到每個人，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赤裸裸地「在那兒」。

此外，和Simmel不同是，行動者接受外在環境刺激後，起而採取革命行動，是以無產階級普遍意識為基礎，並不是以個人潛意識為基礎；和Marx類似，個人潛意識對Durkheim來說也不像Simmel般地給予太多的自主性，對Durkheim而言，社會不管個人有無將其概念化或內化，同樣都約束、作用著每個人，如社會事實的存在，因此個人評估外在環境後的行動並不是潛意識的自主行動，而是遵循社會事實的被動行動；對Weber來說，類似Simmel，在個人行動上，付予意識重要的作用與地位。Weber認為社會行動，是那些在刺激發生與最後反應之間，涉入思想過程的中介之行動，而這思想中介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潛意識作用。雖然Simmel和Weber都相信意識的自主性，但最後兩人同樣都承認大社會結構對個人的限制，如Weber的「鐵牢」與Simmel的「客觀文化」，最後兩人都同樣地表現出悲觀的想法。

Simmel清楚的指出，他的主要興趣之一就是有意識的行動者間的互動，不像是Durkheim表示關注於社會事實，因此Simmel專研社會學的較小規模焦點，也包含了潛意識；對Marx來說，專注的並非具有意識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而是專注不同意識階級間的互動，專注的不是個人潛意識；特殊的是Weber卻同時關切於個別性和通則性，即注重個人意識，如瞭悟，也注重通則性，如理性化；相同的，Simmel也注重個人潛意識，如主觀文化，也注重通則性，如客觀文化。

Simmel認為全部生活內容即使完全可以在社會歷程和相互作用的意義上研究，也必須同時從特殊性，即從個人經驗或個人潛意識的角度出發認識全部的生活內容，個人潛意識仍是了解社會的重要工具。和Weber相似，Weber認為要了解真實的社會就要從社會行動著手，因Weber認為社會科學就是研究社會行動的科學，在不同的社會行動中，各自包含了成份不等的潛意識成份；較不同的是Marx及Duriheim，Marx認為要了解一個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必須從社會的生產方式來考察，並不是從個人，Durkheim則認為要了解一個社會，只有透過社會事實來瞭解，而不是透過個人潛意識，即使個人潛意識存在，也只不過是社會的依變項而已，要從社會來看個人潛意識，例如自殺，而不能從個人潛意識來看社會。

個人潛意識和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穿過Simmel的全部社會學思想，例如社會總是一個包含著協調和衝突、吸引和排斥、愛和恨的統一體。和Simmel相似，Weber認為個人潛意識與社會形式間存在著親和性，例如新教徒的意識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個人意識自由與理性化禁錮；相反地，Durkheim關注的是社會事實和社會事實間的因果關係，個人潛意識和社會間並不是辯證關係，也不是親和性關係，而只是一種依變項和自變項之間的關係；對Marx來說，階級與階級間的辯證關係穿過他的大部份思想，個人意識並無特別討論。因此在方法上，Marx和Simmel較相似，但對個人潛意識的重視，Simmel和Weber較相信，兩人都給予個人潛意識討論的空間。

Simmel認為社會應該允許個人不滿情緒的發洩，這種不滿的個人情緒潛藏壓抑在個人的潛意識中，如果沒有這種安全閥發洩個人潛意識中被壓抑的不滿情緒，很多社會關係就不可能持久；對Marx來說，無產階級的不滿情緒不是個人潛意識的，而是普遍無產階級客觀不滿的情緒，不是靠個人潛意識不滿情緒的發洩，而是無產階級整體靠革命方法；對Durkheim來說，個人意識的不滿情緒不能違反道德與自利主義，受到社會事實的約束與道德教育的抹平，因此個人主觀潛意識在Durkheim眼中仍然是依變項，不能成為自變項；對Weber來說，具有個人潛意識的價值理性行動往往和客觀的工具理性行動產生緊張關係，個人主觀意識往往被犧牲了，雖然Weber和Simmel相同肯定個人意識的重要性，但兩人都對未來理性化感到悲觀。但是Simmel相信為了獲得個人的潛意識自由與實現其目的，人需要藝術、科學、宗教和法律，並內化這些價值，成為自身的一部份。

Simmel對於美國社會學理論和一般社會學的影響不同於Marx、Durkheim及Weber，早期的美國社會學家普遍熟知Simmel，尤其是芝加哥學派更與之關係密切，推動芝加哥學派發展的兩大主力，Park與Small，早年即曾遊學德國，投身Simmel門下學習。Simmel乃是以鉅視衝突理論與微視社會學家著稱於社會學上，世人尤其重視他對小團體研究、符號互動論與交換理論發展的顯著地位 (ibid: 282) 。然而，人們經常忽視他探討個體與較大層次社會之間關係的廣度理論。

Simmel在社會學史上最突出的方面表現在他自覺地拋棄Comte和Spencer的有機理論以及他的德國同行所珍視的歷史地描述各種獨特事件的方法。Simmel既反對有機學派也反對唯心主義學派，他既不把社會看作是Comte和Spencer式的有機體，也不認為社會僅僅是並不實際存在的某種事物，因此，他開啟了人們相互作用和聯繫起來的特定方式，是社會學工作者的主要研究領域，此外，他所提倡並付諸實踐的方法，就是集中精力研究長期的和有限數量的相互作用的模式。

Simmel開啟了社會學中形式的研究，他有別於其他社會學家認為應該把社會相互作用的形式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特別是社會學要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不同於歷史學派和人文科學的其他代表人物。而且，Simmel想建立一門社會生活幾何學，主張抽象地研究具體內容，並致力於探討社會生活的形式，因此人們在社會學上把他的理論稱之為形式社會學。Simmel也類似於Marx，社會學中的辯證法也出現在他身上，在社會學史中無前例地用辯證法闡釋社會團體之間動態的互相聯繫和衝突，又類似於社會學中的Marx及衝突論，不同的在於他強調了個人和社會、個體文化與客觀文化之間的聯繫如衝突。數字在所有社會學家的眼中，對Simmel來說，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

Simmel在社會學領域中最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歷史發展趨勢的文化與社會的心理矛盾。他的觀點明顯是開明進步主義和文化悲觀主義的矛盾混合體，在Spencer的著作中和在德國唯心主義的思想中都體現了相同的觀點。Simmel創造性地重新描述了歷史模式的自由觀點，Spencer和Durkheim這樣的思想家也提倡過這種觀點，他的另一觀點更多地應歸功於Marx和德國的文化悲觀主義，而不是英國和法國的進步思想。雖然在世界觀的某個方面，Simmel受到法國和英國思想家進步的自由觀點的深刻影響，但他在社會學史上還是屬於悲觀文化的那一派。

Simmel的鉅著《貨幣哲學》含有某些重要的哲學觀點，但他在社會學領域中的主要貢獻仍是在文化社會學方面和對於廣泛的、與社會有關的那些經濟問題的分析。Simmel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主要的理論家之一，他給他的循規蹈矩的同時代人留下了一個不易歸類的、使人不安而又令人著迷的形象。一九○一年Simmel的聲譽不僅傳到歐洲其他國家，也傳到了美國，他寫了六本專著，發表了七十多篇文章。他的著作和文章被譯成英、法、俄、波蘭、意大利等多種文字。Simmel廣博的知識和興趣，他對現存種種限制科學發展的反抗，擾亂了社會學界；他的獨創性、駕馭各種研究課題的才能，挑戰了其他人，使在德國，和Weber、Tonnis一起，成了德國社會學社的創始人。

因為Simmel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哲學的或社會學的堅實體系，因此說他沒有創立一個學派，或說他沒有留下直接的學術繼承人也是不足為怪的。不管別人承不承認，Simmel對哲學和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歐洲大陸那些極為不同的人物，如盧卡奇和恩格斯、存在主義者都曾從Simmel身上獲取過巨大的靈感；德國社會家Mannheim也受到過Simmel思想的影響；Adorno、霍克海默和法蘭克福學派也都受過Simmel的影響，特別是在民眾文化批評和民眾溝通批評方面；海德格也從Simmel那裡受益不少。總之，從十九世紀九○年代到一次大戰及戰後，沒有一個德國的知識份子能夠逃脫Simmel的修辭和辯證技巧的強有力影響。

Simmel確實企圖想在社會學領域中建立一門社會生活的幾何學，一種純形式的社會學，這種想法只有那些深受康德哲學影響的人才能產生。Simmel試圖表明，要對社會生活不斷變化的內容進行有益的探討，只有通過對那些不變的社會形式或範疇才能確定和把握極為歧異的內容。Durkheim一生都在為客觀地研究社會打基礎，設法擺脫思想偏見和政治激情，但同時又是一個強烈的政治道德主義者，處理參與和超脫這二者的關係是Durkheim在社會學史中的一個顯著地位；相反，Simmel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投身到社會和政治的生活中去，由於他完全超脫地生活於各種文化圈的交叉點，從不屬於那一種，這更加強了他在社會學中客觀性的地位。Simmel試圖滿足兩種不同閱聽人的要求，部份地解釋了Simmel在社會學史中和其他社會學者的不同風格地位。

Simmel同時代的人經常談到他獨特的位置、地位，這使得他的著作和其他重要的社會學家的著作有顯著不同，他們認為他的文章華麗，才氣十足，但敘述缺乏系統性，似乎有意把問題搞得混亂不堪。但是所有當時的評論都承認，他吸引了各個學科的學生、出版界、藝術界以及尋求知識刺激的社交界人士，Simmel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回響，在社會學史上，他確實走出了社會學家的學院象牙塔禁錮，因此Simmel不只在社會學界，而且在學院外的廣大讀者心目中地位就顯得更為突出了。雖然Simmel在學院中被放在微不足道的位置上，他之所以能繼續充當這樣一種令人為難的邊際角色，就是因為他在學院外的廣大聽眾中找到了支持和鼓勵，雖然Simmel在正式的社會學學院中有一定的影響，但他的門徒並不多，而是在文學界有著大批的追隨者。

可以這麼說，Simmel的社會學方法和研究綱領就其在社會學史上來說和Durkheim的是同等重要的，Durkheim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的結構，把各種社會、各個個人聯繫在一起的總價值觀；而Simmel則致力於放在微視社會學上，他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的發展過程，他闡明了單個行動者們相互作中的模式。他的形式社會學，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圖形，使得後來的社會學研究者可以按照這個圖形去預言社會行動者的活動。在社會學的發展歷史中，Simmel永遠和Durkheim、Weber一樣有力地激發著社會學的想像力。

參考書目

Ritzer, George   1995  《社會學理論(上)》，馬康莊、陳信木譯。台北：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