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經濟奇蹟研究上的路徑或解釋方式(Paradigm)，以最大的概念來進行區分可以分為強調國家或強政府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例如Evans的詮釋脈絡，當中也包括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型國家和管理市場的解釋；以及不同於強調國家或強政府角色，改以強調社會結構因素影響產業運作過程的社會經濟學解釋，例如Gary Hamilton。東亞經濟研究除了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兩大解釋路徑外，尚有國際歷史脈絡、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等解釋路徑。

一、東亞經濟奇蹟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政治經濟學從「國家中心論」的角度來理解東亞經濟的發展，包括從世界體系理論、依賴理論、雁行理論以及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來解釋。其中，Evans等人則著重探討發展型國家的政策統理模式如何帶動東亞經濟的發展 (Evans 1995; Wade 1990) 。國家理論 (Amsden 1989; Evans 1995; Gold 1986; Kim 1997) 的觀點主張，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國家政策與政府官僚的強力介入與主導，國家或強政府的政治經濟學說明東亞經濟發展為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這也是Evans (1995) 所討論的發展型國家的「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對東亞國家或地區而言，產業型態與經營策略是受到政府制定並實施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所影響，並且因地制宜地對這種發展戰略進行了適時適度的調整，從而形塑出台灣的產業型態與經營策略 (王春法 2002：2) 。

整個HPAEs(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所佔的世界貿易比例一直呈穩定的增加狀態[1]，從1965年的8個百分點到1980年的13個百分點，乃至於在1990年達到18個百分點。製造出口方面的百分比甚至更高(1990年佔世界貿易總數的21.3%)，尤其在日本、南韓、台灣以及香港地區，它們就佔了總出口數的百分之九十。儘管如此，卻少有文獻探討出口導向的經濟活動如何作用於東亞國家或地區產業的承攜者(Carriers)。換言之，即使那些大力抨擊市場論因素的國家論者，也經常將市場過程視之為當然 (Amsden 1989, 2001; Evans 1995, 1997; Wade 1990) 。

李曉 (1996) 對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研究認為專制政體或一黨執政條件扮演重要角色，即是由發展導向型的強政府以超常規的手段發動和推行的。政治上的非民主化，使政府有條件擺脫國內外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通過有效的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來影響產業，並壓制或緩解了隨之產生的各種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壓力，它本質上是一種後發展經濟歷程中特有的政治經濟過程，政治組織與產業組織之間的制度安排及其變遷 (Ibid: 14) 。但政府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卻刻意壓抑金融部門，讓金融部門缺乏其自主性，以方便為工業部門服務 (Claessens and Glaessner 1997; Fields 1995; Wade 1990) 。這類例子以台灣和南韓最為鮮明，韓國選擇扶植特定大型的企業集團，並透過國家政策創造度集中化的產業結構。台灣早期則是發展石化與鋼鐵工業，1980年代後則是發展半導體產業，以科學發展政策和園區、租稅條例等方式發展電子產業的上游戰略性工業，但在金融市場方面(包括外匯與股票市場)，則是限制上市條件和限縮交易工具。

從東亞經濟奇蹟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來看，和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其他生產資源的供給相比，制度的供給更為重要，面對著市場不發育或殘缺的狀況，政府必須構築啟動市場運行的規則和制度框架，從所有權安排、經濟決策和運行控制等方面，直接地參與市場的形成和運作，實現對不發育或殘缺市場的部分替代 (Appelbaum and Henderson 1992) 。因此，由政府自覺做出的這種制度創新和安排的結果，不是否定和排斥市場，而是通過政府直接組織市場的過程來培育和擴張市場，實現在有組織的市場運行基礎上的經濟增長 (Deyo 1987) 。如果把政府替代僅僅看做一種靜態的制度創新和安排，則無法充分理解政府替代的目的及其功能。當政府以替代形式發育了市場，基本上實現了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目標之後，政府替代必將趨於弱化，由強制性的替代轉換成適度的替代 (Chan, Clark and Lam 1998) 。

國家在產業上的政策選擇可以分為兩個大類，即基本政策和選擇性干預 (World Bank 1993) 。最重要的基本政策包括宏觀經濟穩定，對人力資本的高投資以及穩定可靠的金融系統，有限的價格扭曲，對外國技術的開放等；選擇性干預包括溫和的金融抑制、直接信貸、有選擇的產業促進以及出口推動型貿易政策等。宏觀經濟管理通常是很好的，而且宏觀經濟政策通常也是穩定的，這為私人投資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基礎框架。促進銀行系統融合並使之更易於為非傳統儲戶所利用的政策提高了財政儲蓄水準，重點放在初中級學校教育的教育政策使勞動力技能迅速提高。農業政策則強調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並且對於鄉村經濟不過多地徵稅。然而，這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並不能解釋所有的東亞國家或地區。例如在台灣，大多數採用政府干預，系統地並且是通過多重渠道來促進經濟發展，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促進特定產業的發展。

在80年代中後期，社會學對產業的研究比較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其解釋方式是政治學中所謂「新權威主義」。在這些學者看來，不管用什麼詞語來對東亞奇蹟的研究結果進行解釋，所有的學者都承認，政府的性質起到了積極的和領導的作用。進入90年代中期以後，以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以及制度變遷為主要內容的新制度經濟學成為學術界產業研究的利器，許多學者將政府在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方面的積極作用視為成功的關鍵。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對東亞經濟的研究必須放在制度創新及變遷的結果上，首先是集權政治的結果，它本質上是一種後發展經濟歷程中特有的政治經濟過程，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之間的制度安排及其變遷 (王春法 2002：6) 。

政治經濟學對東亞經濟奇蹟的研究，發展型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也是極具爭辯的一個議題。發展型國家被認為是介於英美市場模式與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之間的一個國家介入但採取市場經濟的模式，以Johnson (1982) 的話來說，就是「計畫─理性」(Plan-Rational)的形態而與英美的「市場─理性」(Market-Rational)類型不同。簡單的說，所謂發展型國家是指國家官僚有意識地將發展視為優先，利用政策工具和能力，將國內稀有資源投入重要產業部門，以提升生產能力和競爭能力 (Weiss and Hobson 1995: 148)。Johnson (1982) 以日本為例，認為國家透過一批技術官僚適度的干預市場運作，並且提出正確的產業政策導引市場，而這批技術官僚以通產省(MITI)為核心，成為產業的重要推手。

在這以後，發展型國家的概念不斷提出與討論，被視為是東亞經濟研究的重要模型，當中可以歸納出企業政策實施成功的三階段模式，即政府干預[2]、市場處置[3]及條件[4]。管理市場理論也是東亞經濟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之一，將資源累積視為主要力量。東亞國家或地區在產業上的不同組合投資，尤其是數量的差異，此乃由於政府強制及加速競爭的措施，這些措施係由相當強權的組合政府所執行 (Fallows 1996) 。管理市場理論在產業研究上的解釋認為，東亞經濟發展發展大部分由於下列各項併合所致：1、高度水準的生產性投資，使新技術快速移轉至實際生產；2、在某些關鍵性工業上投資很多，似無政府干預；3、很多工業國際競爭的影響，在國外市場而非國內市場，這些是直接的原因。但是，組合主義與權力主義政治安排是提供市場領導的基礎。市場領導發生效應，係因擴充投資資源的供應，長期投資風險分散或社會化，引導投資分配而以政府及企業選擇聯合運作 (Wade 1994: 27-28) 。

從政治經濟學來東亞經濟奇蹟的發生是有缺陷的，雖然國家制度對該產業的發展具有不可置疑的結果，但國家制度的正向影響並不能被當成是一個可以任意移植到其他國家進而當成是一種可供借鏡的模式 (Richter 2000) ，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特質、生產方式、國際關係與歷史脈絡都有不同，例如一些國家的政府(例如東北亞)干預政策確實使這些國家的某些特定產業獲得高度發展，但有一些國家試圖採取相同干預方式的結果卻沒有成功，所以也必須考慮其他不可或缺的要素(Safarian 1996) 。此外，若將威權體制在經濟制度上的建構用以說明經濟發展的產生是有問題的，因為世界上威權體制國家眾多包括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為何這些威權體制國家在經濟成就上卻不一樣，問題在於策略的問題，是採取出口促進策略而非進口替代策略而使經濟有高度的成長，因此策略選擇與經濟情勢相互配合得宜與否對經濟發展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國家制度分析是解析東亞經濟發展上的一個最佳視角嗎？比如說，制度分析可以解釋日本、韓國，也可以解釋台灣、印尼以及新加坡，但是，它怎麼能夠解釋香港？另外，各個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差異是如此之大，要準確地歸納出它們在制度方面的共性也並不容易，要從中確認是哪些制度因素具有決定性尤為困難。況且，即使是各個國家及地區在制度方面體現出一些制度共性，那麼，是否這此共性就是關鍵也很難說。政治對經濟事物的干預，加速了工業化，但是日漸龐大的官僚體制和因而造成的低效率，可能是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顯然，這些問題並不是國家制度分析所能給予完美回答的 (Weder 1999) 。

國際經濟環境的壓力也促使國家制度對經濟場域的涉入愈來愈不具合法性，經濟發展依賴國家制度的情況將愈來愈不可能獲得成功 (Western 2000) 。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也逐漸超越了政治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對於經濟或產業發展的分析不能再以國家做為單位。冷戰之後，仍以國家和公司做為單位，則會產生對產業理解的高度或視野不足的情形，因為國家和公司之間的關係改變了，原有的區域空間概念也不斷的正在進行重組過程。隨著全球化以及東亞經濟結構的變化，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中心思維出現了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是否終結的爭議。

二、東亞經濟奇蹟的社會經濟學解釋

文化是社會經濟學對東亞經濟奇蹟的解釋方式之一，特別是儒家文化對經濟運作的影響。儒家傳統關於倫理道德和正確人際群體關係的亞洲式價值觀念體系，對企業運作的方式以及企業之間的關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從文化解釋來看，戰後主流派的西方產業研究有兩個重大缺陷，一是單純經濟觀點，忽視了後進現代化的啟動是非經濟因素重要經濟因素；二是歷史觀點很薄弱，忽視地區性的悠久歷史聯繫與文化資源。只有從歷史、現狀、理論的結合與整體關聯的角度來看待產業，才可能獲得有關東亞經濟發展的正確圖像。具體說來，儒家文化在產業的研究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儒家的仁政思想轉換為一種國家導向的發展主義；儒家的家庭本位思相與家族倫理秩序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轉換為推動家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儒教重視教育與機會均等的教育思想轉化為對產業人力資源的大力開發 (Sheridan 1999) 。

隨著「東亞熱」的興起，不少學者從文化角度分析東亞成功的原因。他們認為，拉丁美洲與東亞的差距在於東亞的儒教文化不同於拉丁美洲的伊比利天主教傳統文化。以Hamilton (1991) 為首的學者則認為必須從資本主義的組織特性不同於西方來理解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西方社會的企業，如Max Weber所描述的，具備清楚的組織界線，以及高度發展的會計與人事制度；相對的，台灣則普見鑲嵌(Embedded)於人際關係、親族關係的家族企業。台灣、日本以及韓國三個地區的文化統理方式不同，因此產生完全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經濟學家原本強調市場取向的經濟特質，現在必須加上文化模式的表現，以及權威管理形式才能看到其全貌。與韓國非常不同的是，台灣政府對於民間企業並沒有很明確的政策執行手段，因此中小企業並沒有受到「指令式」的計畫控制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由此而言，台灣的企業帶有非常濃厚的「家父長制」的文化結構，「家族公司」和「家庭式」的管理是最一般化的形式，對於小資本的中小企業而言，這種文化結構所形成的「政府/企業」關係，是台灣社會結構的發展結果。

文化在產業研究上的解釋可以充份展現出地域性的社會特質，解釋日常生活結構對經濟活動的形塑，更可以看出一個深耕於一個社會底層的價值觀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當生產方式、制度與國際歷史脈絡的特徵皆相同時，東亞地域性的文化在產業研究上的解釋就變得是重要的，因此，文化對經濟活動表現具有最根本的影響力，而這種文化對經濟活動的支配卻是當事人視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而不自知的。但是，文化在產業研究的解釋上仍有其缺陷存在，文化是一種過度概括化(Generalize)的解釋方式，企圖用一種鉅觀且自上而下的方式統括整個解釋，忽略了內部各個經濟活動群體的差異性，同時也將文化與產業這兩個變項作一種過度化約的連結，就好比是James Coleman對Weber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興起這兩變項間作過度化約的批評一樣。

從文化的觀點來進行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研究，為Weber的理性資本主義理論提出挑戰。例如以特定的社會關係為主軸的商業社會，在台灣市場中屢見不鮮。這種特殊關係取向的社會網絡觀點，在台灣社會學的產業研究文獻中履見不鮮，但這對Weber而言應該是發展的絆腳石。由關係而發展開來的商業活動，和重視僱傭關係的管理方式及概念，成為台灣企業的象徵，以區別強調工具理性和利益計算的西方理性主義 (呂大樂 2001) 。

其實，今日在國際資本主義的體系內，值得分析的，不是東亞區域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而是Weber所說的資本主義的「世俗化」趨勢，對固有行為規範的衝擊 (Jacobs 1958) 。世俗化的威力，不僅粉碎了過時的政治神話，而且以市場需要來決定價值的傾向，也使得舊有的社會秩序面臨重大的挑戰。建立在家族關係和傳統行為模式上的企業結構，也因不合手現代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原則，而產生困難。親屬之情，朋友之義在經濟行為上逐漸失去了保障的作用。這些現象說明了政治法統和社會倫理規範，迫切需要奠立在一個新的法律制度的基礎上。理解這方面的問題，遠比空洞地把文化的偉大作用附會在面板產業的研究上，要切乎實際得多。

社會經濟學由社會的角度探討企業的自主發展模式，特別是生產的組織型態。從生產方式來進行東亞經濟研究，必須從微觀的社會特質來分析，這是一種強調非國家因素的解釋，認為社會鑲嵌的網絡與制度環境所型塑而成的組織類型是產業研究的主題，例如日本的Keiretsu (Lincoln、Gerlach and Ahmadjian 1996) 、韓國的 Chaebol以及台灣和香港等華人的家族形式企業 (Biggart and Hamilton 1997; Granovetter 1985;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4; Whitley 1992, 1999) 。研究中國商業的學者如Redding和Hamilton (1995) 都同時指出，中國商業的特質，是強大的關係網絡及脆弱的組織架構，他們認為，關係網絡是中國家族企業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同宗、同鄉、同業、同窗、同門及相同信仰等的關係網絡。Keister (1998) 也認為網絡在中國對廠商的正面績效具有相當影響力，透過董事會連結所建立的網絡關係改善了廠商內部的資訊流通，並因而減少了個別廠商獲取和處理資訊的成本。

在美國的研究文獻中，網絡指的是社會關係網(Social Relationships)，這種關係有別於經濟上的契約和利益關係，特別是Granovetter (1985, 1998) 所提出來的鑲嵌概念，指的就是經濟行動會附著在社會結構的基礎上，Ruef、Aldrich和Carter (2003) 也提出「關係」與「結構」兩種網絡鑲嵌會影響團隊的組成。但網絡裡面並非靜態的過程，從原來Polanyi (2001) 的指涉中，可以看出這是比較大的「結構」，包含了建構完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也包含了動態進行中的各種政治利益的鬥爭。最近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則擴展了這種論證，在實證研究中網絡還指涉了商業活動所形成的穩定化關係，其社會行動者的對象變成「組織」或「企業」這種團體 (Uzzi 1996, 1999) 。

連帶關係使其在生意互動上，多了一層彼此相互認同的方便性，因此易於進行超時間或臨時性的支援配合。更重要的是因為在擬似家族連帶下，廠家彼此有相當的信任感，所以在重要訊息的互通與公司人員的互動上也很容易進行，有助於其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Michael 1997) 。關係網絡是一種建構的過程，是做為對比西方企業管理體制的便利參考架構，強調東亞國家或地區企業的倚重關係，並非表示西方企業缺乏關係網絡，也並不表示關係網絡是進行東亞經濟研究的必然元素 (Feenstra, Yang and Hamilton 1993) 。關係網絡的存在，並非決定企業成敗的因素 (Borrus, Ernst and Haggart 2000) 。因為，關係本身是中性的、可塑的、可變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關係時常因環境而改變，因不同的操控方法而產生不同的意義。同樣的關係，可以作為企業成功或失敗的解釋。如此一來，網絡中的行動者就包含了個人和企業團體兩個層次。一旦企業體在地理空間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換知識、技術、貨物或人才時，就成為一個互相監視的競爭結構 (White 1981) 。

從社會經濟學的方式來看待東亞經濟的發展能得到一種具體的解釋，以生產網絡與人情網絡相互結合而成為一種更具彈性的生產方式來促進生產並減少成本與風險。如果東亞國家或地區在生產上的社會體制，比其他地區更為強大，更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那麼其原因究竟何在？這些體制比較強大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傳統的家庭體制極為強大，極具凝聚力；其二，戰後政治經濟的某些面向，促使家庭更為強大。如果社會力量確實具有重要的經濟作用，那麼，不同地區在社會組織方面的差異，應能說明不同區域在發展、分配、以及與世界體系的融合模式方面的某些區別。但是，社會經濟學解釋的缺點在於不能將生產方式從時空中抽離出來進而當成是促進各個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真理複印說」，因為生產方式的解釋有其時空及國際情勢脈絡限制，必須相互配合才能發現這種生產方式的利基所在。

一些社會經濟學路徑在東亞經濟研究上的解釋也強調社會結構，例如從優秀而充沛的人力資源，均衡發展的農業部門，所得分配的平均，以及高昂的國內儲蓄率等主要因素來解釋東亞的經濟發展。東亞國家或地區在執行其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之初，大多曾利用其國內充沛的人力資源，發展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而政府在規劃並執行其教育政策時，一方面全力提高其教育水準，另一方面使國內技術人才的供給和產業互相配合，避免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發生太高的失業率。教育政策的成功，產生優秀的工程師，勤勉的技術工人，以及有強旺成就動機的企業家 (World Bank 1993) 。但國家干預可以分為有形和無形兩種，尤其是政府通過市場這隻無形的手進行的干預是不可能進行測量和比較的。此外，國際貿易是雙軌制的，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從事出口，而不進口，況且，外向出口工業的發展必然會增加資本貨物和中間産品的進口。從另一個面向來看，政府在危機過程中的應對與改革措施也有所差異，危機之後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調整更是千差萬別。

Biggart和Hamilton (1997) 更直接指出，無論是文化、管理或國家能力等途徑，都不能當成在東亞經濟研究上進行解釋的單一模式，解釋的自變數在於不同的產業策略，以各自不同的文化與社會條件為基礎制定的產業策略。人們經常忽略社會發展出來的制度性模式之多樣性和限制性，這些模式間的互動和經常變動的世界經濟間的辯證關係，都是不應該被忽略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說有利於某些產業發展的制度，對其他產業部門不一定有利。市場觀點正確的引導我們注意政府的產業政策及企業的責任，但是市場觀點無法說明企業組織安排上所顯現的特殊性和實質上的差異；文化解釋可使我們正確的將日本、南韓及台灣的企業組織運作視為歸屬感、忠誠和服從等重要社會因素的一些性表現，但是只有考量文化本身無法了解，雖然企業組織也會配合其文化信仰，但基本上乃是對市場機會與市場條件的一種反應。企業可能具有其文化性，但是企業仍然是企業。再者，文化因素在清晰解釋的要求下，無法做到有效的區別。

三、東亞經濟奇蹟的國際歷史脈絡解釋

關於東亞經濟奇蹟的解釋或理論儘管有著不同的論辯，但基本上都是一種供給面的觀點，例如國家中心論、生產者驅動、網絡鑲嵌與制度環境 (Feenstra and Hamilton 2006: 216-217) 。因此，過去從「供給面」來解釋東亞經濟是主要的路徑，但是否可以從另一種面向來看？Hamilton (2003) 認為，那就是從「需求面」來解釋，也就是市場形塑過程(Market-Making Processes)，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產業並不只是一種追趕西方的簡單過程，而是全球消費性產品市場與這些產品的全球生產面出現所致。這種需求面的成形在Hamilton看來是美國所發生的零售革命，使得二次戰後美國對勞力密集產品的大量需求。Feenstra和Hamilton (2006) 以美國1970年代零售革命的發生來重新理解東亞國家或地區的出口導向經濟成長如何成為可能，美國大型零售商的發展帶動對廉價勞力密集產品的大量需求，造成美國對台灣進口金額從70年代開始不斷攀高，給了以出口導向為主的東亞生產者銷售渠道，帶動這個時期整體工業化的發展。若沒有美國零售革命所創造出的市場需求，東亞國家或地區的出口導向經濟能否創造高度成長仍是個問題。對東亞經濟奇蹟的解釋不能只從國家內部的社會文化特質、國家制度與生產方式等供給面來看，而是必須思考全球化分工的成形，也就是在參與全球化(特別是與美國關係)的過程中得到了許多出口利基進而造就經濟的高度成長。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零售革命造成大型賣場的成立使得對勞力密集的傳統製造業所生產的商品需求量提高，東亞的生產是專為適應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口商，尤其是大型零售商的訂單需求而進行專項加工生產，說是「世界雜貨工廠」一點也不誇張 (谷浦孝雄 1995：3-5) 。例如此時台灣和南韓不但在組織型式與所生產的商品上沒有利基的重疊，在生產這些商品上也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來源，因此此時的台灣和南韓正好在供給和需求面的利基上能夠結合在一起。台灣六○年代產業的發展，並不能只從供給端在生產能力上的優勢來解釋，也必須了解當時台灣出口商對日本貿易商(商社)的依賴，乃至於日本商社與美國買者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日本貿易商或美國買者做為一個中介需求(Intermediary Demand)，將生產與銷售端做一個有效的接連，使得當時台灣所生產的產品能夠銷售到西方大型賣場中，而如果沒有六○年代中期以後的世界貿易市場擴大這一機運，沒有跨國公司藉機開拓海外市場的努力，台灣的出口型工業能否取得如此成就仍是個疑問。此外，美國零售革命也形塑了台灣產業的組織形式與生產方式，也引導了國家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是基於制度環境的選擇結果。在生產組織的面向上，生產方式透過垂直分工的方式以增加彈性與效率，在與需求(美國)一方建立起契約的連結下，使得台灣的製造商不要擔心產品行銷通路的問題，美國的大賣場向台灣大量進貨，然後透過市場交易再賣給美國人民。所以二次戰後美國的需求拉動台灣的產業發展，並與台灣製造業的組織形式與生產方式產生良好的結合，也使得出口替代的經濟政策得以成功。

需求面的研究取向是一種市場形塑過程，強調市場並非自主形成或自動連結供需，市場也非是由有意識及合成本的經濟行動者意圖發展並且提升交易機會而形成的。市場製造者(Market-Makers)已來自全球大型零售業者，成為主導全球經濟的主要組織者以及驅動者，同時也創造了市場結構和定義市場部門的競爭。總體而言，從需求面來看東亞經濟發展不同於過去的供給面解釋，可以將整個解釋延伸至更宏觀的視野上，但解釋的方式必須在供給面和需求面上相互解釋，任何一方都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若沒有需求面的支撐，儘管有著強壯的供給面優勢，但過度生產和行銷問題就產生了，根本無法從出口導向的方式來獲取經濟的快速成長；若沒有供給面的支撐，儘管有來自於美國的需求面優勢，也無法在生產的成本與效率上符合美國的大量需求。此外，Feenstra和Hamilton的分析方式雖然一改過去供給面的觀點，改以需求因素來重新理解產業發展。但是，其分析方式比較是停留在靜態結構的分析上，將供給與美國需求這個配對關係看成是既存的靜態結構來理解，並沒有深入分析經濟行動者的行動關係是如何使這個結構成為可能，也就是使供給和需求得以透過雙方行動者的能動性連接起來。

另一個對東亞經濟發展的研究方式是從國際分工的脈絡來談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Gereffi和Korzeniewicz (1994) 在討論不同產業商品鍊的統理時，粗略地區分了兩種主要的型態：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在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商品鍊中，控制住關鍵零組件的大型跨國製造商在協調整合生產網絡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一般是屬於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例如汽車、航太工業、及半導體。另一方面，買者驅動的商品鍊則經常由大型的連鎖零售商、自有品牌的設計商以及大型貿易公司在分散的生產網絡中扮演關鍵的整合角色，這一般言屬於勞力密集的產業，例如成衣、鞋業、玩具、家庭用品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對照於產品週期理論，技術隨著商品標準化與大量生產成熟擴散，終而給予具低廉勞動成本的東亞國家或地區製造的優勢，因此造成了產品製造地點的跨國橫向移動。

Gereffi (1998) 研究台灣產業的代工型態興起，特別是在成衣業由買者驅動的全球商品鍊，透過該商品鍊，生產者會逐漸將生產過程移轉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區域，形成「接單」、「代工」及「轉單」的三角製造模式。在後來的論證中，Gereffi將商品鍊進一步修正為價值鍊(Value Chain)，強調全球經濟的生產網絡與領導廠商在產業生產網絡中所扮演的控制位階。此概念以全球買者為核心(通路、品牌商、沒有工廠的生產者)，論證商品在全球生產和分配的網絡，並比較買者驅動鍊和生產驅動鍊(Producer-Driven Chain)產生的作用。其實際的經驗研究，亦在台灣的成衣業和東亞其他國家的產業得到補充性的說明 (Bonacich 1994; Gereffi 2005；潘美玲、Gereffi 2001) 。

這種產業研究解釋方式最重要的意義是，以往由買者驅動的美國消費市場，必須與國家或地區的統理結構配合起來，才能進入能高價值的供應位置。換句話說，國家的政策必須在發展戰略性工業之外，也提供中小企業或消費性產業有利的制度環境，其戰略性的位置是由全球商品的角度出發的。此論點補充原來只注重於國內產業完整結構的戰略因素，注意到由消費市場提供切入的利基點，並回頭檢視進入消費市場者，並擴大生產規模時，需要什麼樣的戰略性工業。

「全球商品鍊」概念的提出能夠轉化「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以進入更具體的產業分析層次，同時也能引進組織作為解釋因素。而不同產業的全球商品鍊分析，能夠具體而微展現更宏觀的全球性資本運作過程，這樣的分析架構提供我們處理跨越國界但是內在於產業交易平面的啟發性觀點。尤其是「買者驅動商品鍊」的提出，能夠由世界體系的角度對所謂「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意義作出更準確完整的重新詮釋。此外，全球商品鍊的概念也能夠提供我們由個別產業的全球層次同時處理位於先進與後進國家之企業活動的分析平台，幫助我們檢視結合上下游部門的跨界組織平面中所進行交易互動的控制與學習。

生產者驅動和買者驅動這種二分概念也在零售革命變化下造成分類的差異性不再顯著，即使目前生產者驅動的情況仍存在於少數產業中，但所能產生的支配性已愈來愈小。此外，所謂第三世界工業化應該並非僅是廉價勞動力的單純投入，例如後進國家範圍內的製造出口集中在非常狹小的東亞地區。這個迅速工業化地區的勞動加工成本優勢早在1970年代便已經開始流失，但是傳統製造業大規模的製造外移卻一直要等到1990年代的中後期才發生。因此，這第二波的產業外移應該要如何理解？是否全球商品鍊再結構後的這個中間製造部門不能僅以「簡單勞力加工」(Simple Labor Processing)來解釋？Gereffi (1994) 透過跨區域比較邊陲國家的廠商聯繫到外部核心經濟的分工組織形式來進行分析。然而以台灣為例，問題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廠商能夠以OEM的形式出口？換言之，究竟是產業自主與升級的能力維繫住了OEM的製造出口，還是OEM造成了產業自主與升級？這些都是當全球商品鍊的概念被用來分析台灣面板產業時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如果從東亞經濟奇蹟研究上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解釋方式等供給層面來看，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與內部的國家權威、文化與社會脈絡可能都具有重要關係，國際歷史脈絡下的需求面解釋是否高估了國際間的經濟互動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甚於國家本身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在經濟發展上的效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沒錯，美國的零售革命是創造了對勞力密集產品的大量需求，但同樣在二次大戰後美國零售革命造成需求面增加及全球商品鍊形成的歷史脈絡下，為何以出口導向來創造經濟成長利基的優勢會發生在東亞國家或地區身上，而不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是未開發國家產生相同優勢，所以儘管需求面的確在歷史過程中迅速增加，唯有強健的供給面優勢才能搭上全球商品鍊所付予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利基。

四、東亞經濟奇蹟的新古典經濟學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的詮釋角度主張市場力量的重要性，對東亞的研究主張競爭優勢來自於以低工資策略所推動的勞力密集出口產業，特別是解釋1970、1980年代的成長，企業組織在生產要素的討論下，變得無關緊要。Wade (1994) 認為事實上許多有關於台灣產業研究的論述均依新古典經濟學見解來論斷。簡單地講，東亞國家或地區能優於其他國家乃因其市場運作較佳、價格扭曲情事甚少以及資源分配很有效率。新古典學派能應用到東亞經濟的研究上有兩種觀點：1、政策主要為功能性的而非部門性的，該項政策能抵消在任何情形下的小型市場扭曲；2、關於產業政策主要促進之特定產業，不過是追随若干分散的私人生產者，並不需協助太多，無論如何其都會達成工業目標的。

產業與政府角色之辯論，問題在於國家干預的份量或政府規模的觀點。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最成功的事例表示市場較少干預，其成就較少者則有較多干預，並要求政府緊縮其規模及廢除多數市場干預。政治經濟學派方面認為新古典學派說法事實上是錯誤的，認為最成功例證顯示乃因強力的干預，政府能在有些環境下指導市場產生較佳工業表現，比自由市場更好。兩方面均未強烈地指出何項例證與其立場一致，兩者都使用不甚完整的資料，因而足以推翻其說法，因此對國家角色的辯論實非辯論，只不過是機械式地重覆過去論點。

上述觀點儘管各有主張以及側重面向，但他們都同時建構了一組經濟活動的結構限制、誘因變數以及組織邏輯，認為是這些因素導致了企業組織與經濟活動的表現。雖然近來研究發現日本、南韓以及台灣廠商在不同的根本方向上皆進行了升級，例如日本的財團主要在東南亞以及美國，擴張了他們的海外生產網絡，且建立了本身擁有的分銷管道；南韓的財團則透過強調他們的品牌，並且擴大規模，盡量供應自身需求在面對西方大型買者時有更多的自主性；台灣廠商則由於大型買者的要求，有為數不少的企業所形成的生產網絡皆移往中國大陸下，卻也因此而與全球生產網絡扣得更緊。

儘管過去在東亞經濟奇蹟的解釋已累積許多不同的模式及觀點，那一層次的分析最具有解釋力？一方面，利潤和效率的觀點由於太過於專化而且狹隘，以至於無法解釋不同的組織形式，經濟模式只能在非常表面的層次預測組織的結構如成功的企業追求利潤；另一方面，文化的觀點所掌握的是如此普遍的、無所不在的價值模式，因此也難以解釋同一文化區之內，於不同的歷史時間與不同的社會間所具有的差異性，文化無所不在，因此什麼都無法解釋；權威的解釋也不能用在每個不同的國家身上；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又只看到供給面的一端而看不見市場形塑的過程。企業結構呈現出既存組織形式對特殊政治經濟條件情境的適應性，組織結構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既非受到文化的因素也不是受到特殊的經濟任務與科技所影響，實際上，組織結構是受情境所影響，因此最適當的分析形式是就不只是考慮過去所著重的供給面向，需求面的分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新的視野。在這種結論下，解釋經濟的關鍵性因素可能不是經濟，至少不是經濟學者所常用的意義。

從過去在東亞經濟研究上所呈現的論點來看，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學或是新古典經濟學等解釋方式，均呈現一種稱之為供給面論述(Supply-Side Narrative)，而全球商品鏈的研究取向，則是少數留意到亞洲成長的拉力因素(Pull Factors)。Gereffi等人 (Gereffi 1994; 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 檢驗特定的例如成衣及鞋類產業部門，發現生產者驅動與買者驅動商品鏈乃立基於不同的生產與貿易網絡類型，他們協調了不同國家的組合以整合進各自的區域層級裡，因而在亞洲各自的次區域(Sub-Area)裡，就產生不同產業升級後的結果。

然而，全球商品鏈並未能針對生產者或是買者的驅動力量如何形成，以及東亞供應商如何回應的連結關係深入討論，而這部分卻是理解全球經濟活動以及東亞國家或區域發展歷史構成的關鍵因素之一。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於生產者與買者驅動的分析，商品鏈架構儘管做了區分，但卻沒有指出，支配力的光譜與範疇，因為此驅動程度(Driveness)是否會影響升級的不同選擇，而且因此消解了買者與生產者區別之意義。對那些握有關鍵技術者而言，愈來愈往通路領域佔領，尤其是電腦與跨國公司，即使是生產者，他們將製造與生產活動全委外，只要堅持保留最終組合與品牌的控制。這種現象不但擠壓了上游，同時卻增加了控制市場進入的優勢。

以上的既有文獻回顧顯示，儘管在東亞經濟奇蹟的研究上存在著不同的解釋方式，但是卻忽略商品鏈裡組織因為競爭所形成的控制結構，對於個別組織成長所起的作用，而針對這種組織關係的理解，卻是掌握當前全球化之市場本質的關鍵。

五、東亞經濟奇蹟的總要素生產力解釋

有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東亞經濟增長的過程和發展中世界任何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過程沒有多大不同，沒有簡單的東亞成功的訣竅，沒有統一的東亞模式，因為東亞各國、各地區實行的既非純自由市場政策，也非純政府干預政策，而是各種政策的大雜燴，甚至有人認為，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東亞奇蹟。Paul Krugman (1994) 認為，東亞的經濟高速發展，靠的是投入增加而非效率提高，因而不能持久，有朝一日將會遇到經濟學所說的報酬遞減的問題，甚至會像前蘇聯那樣使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因而根本就沒有什麼東亞奇蹟，所謂東亞奇蹟純屬誇大其詞。Krugman主要提出了以下幾個基本觀點：其一，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有形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增加驅動的，完全可以用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加以解釋，因而不是什麼經濟奇蹟，因為所謂奇蹟必須是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某些現象或者事物；其二，除了日本和中國以外，東亞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或者說是經濟效率並沒有明顯的提高，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也沒有明顯地縮小，技術進步並不是東亞地區高速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其三，由於依靠投入增加驅動經濟增長存在著報酬遞減規律這樣一個自然的限度，東亞地區不可能長期保持那種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根據高增長率外推，認為東亞地區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觀點是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的。

Krugman對於東亞奇蹟的挑戰是從技術進步的角度提出的。他不否定東亞地區在過去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但他拒絕承認技術進步在東亞經濟增長的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還對東亞技術進步的前景進而東亞經濟增長的前景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東亞地區不可能進一步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因而東亞地區在21世紀也不可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因為缺乏技術進步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的。有些學者(Lukauskas 2001; McLeod 1998) 雖然也意識到Krugman否定東亞存在技術進步並由此斷言東亞高速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是不妥當的，也意識到用技術進步機制來解釋東亞經濟增長的必要性，但他認為，從投資驅動到技術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變化是市場作用下經濟增長的自然過程。很顯然，Krugman忽視了東亞經濟是市場在起主要作用，而在市場作用下增長由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轉換是自然過程，且是必然的過程。這樣一來，也就否認了探索東亞地區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必然性，而這恰恰是Krugman命題的關鍵。

從社會邊際生產(SMP)的角度來看，Bhagwati (2000) 認為總要素生產力的解釋在台灣是有誤的，台灣並非並沒技術變革與效率的增長，因為台灣在新卓越設備的進口下，實質的出口盈餘產生，使成長的投資能導入設備進口，以體現新的技術變革，台灣有著SMP的溢出去進口較新的卓越設備，使得利益能再次獲得，此外，由於台灣在教育水準上的提升，使得具讀寫能力勞工的出現使SMP提升。因此，若從SMP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危機，事實上只是一種短期的，並沒有Krugman所說的邊際效益遞減問題，台灣還是可能在經濟上繼續成長。

六、東亞經濟奇蹟的地理因素解釋

就自然資源及地理環境而言，東亞國家大多並不具備優越的條件。不過它們卻能採用私有財產、自由企業、和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來彌補自然條件的不足，以求取經濟發展。這種惡劣的自然條件迫使它們必須採取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Outward-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進口原料並出口產品，向外求取經濟發展。這種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應當是造成東亞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私有財產制及自由企業制度應當也是東亞國家克服其自然條件之不利的重要因素 (Noble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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