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誕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歐洲資本主義生產及生活方式成形，使原有的社會秩序發生變化，社會動亂不安，宗教的控制力量式微，全球性的探險與殖民發掘出不同社會的新生活方式，產生工業資本家與勞工的新社會階級並對封建貴族的既有法則提出挑戰。許多農民成為工廠的工人，使傳統仰賴明確定義社會關係而得以密切結合的社區，因社會環境的戲劇性變遷而改變，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在同一廠房內為薪資而工作，不再為土地與保護而交換服務，或自行生產所需的食物。從此，家庭必須保護自己、購買食物、為自己的房屋付租金等，皆是不同於過去習慣的方式，新的社會問題自然從這些資本主義下新的生活與工作條件中產生出來。這些由於資本主義所引發的傳統生產結構的變化，人口往都市集中的趨勢，資產階級的迅速興起，整個社會處於動盪狀態，為解決社會問題及重建社會秩序，乃有Marx、Durkheim、Weber及Simmel等人提出各自不同的見解。

再者，資本主義並非是一單純事件，它是累積西方社會從農業生活轉型至完全工業體系的知識發展。大量的農人離開農地，而進入急速繁榮的工廠從事工業工作；工廠本身則隨技術改進，而不斷創新轉變。巨型的經濟科層組織，也因應工業服務之需求而出現。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強調自由市場。同時，大多數人為了微薄薪資而夜以繼日工作以糊口，資本家卻從中獲取鉅額利潤，於是普遍地掀起了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企圖推翻資本主義體系，這些都全面掀起西方社會的劇變，並且深遠地影響社會學家。

Marx、Durkheim、Weber及Simmel乃全神貫注在這些變遷，和它對整體社會製造產生的問題。他們的反應後人或照單全收，或改頭換面，或增刪修補，形成了幾個堅實的對資本主義社會性質透視的立足點。這些觀點，往往抽取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方面著眼，界定了日後整個社會學研究的範疇。雖然Marx、Durkheim、Weber及Simmel這些人都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提出自己的具解，但是在論述內容中是極為不同的，有人採革命手段，如Marx；有人採保守的改革手段，如Durkheim；有人採樂觀論，如Marx；有人採悲觀論，如Weber及Simmel；有人從鉅視觀點來分析；也有人從微視觀點來看問題。下面將分別從Marx、Weber、Durkheim及Simmel的論述來解讀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省。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Marx認為階級衝突乃是因為擁有土地、工廠、機器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剝削實際從事生產經濟財貨的無產階級工人而引起的。Marx相信兩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衝突會繼續不斷，直到工人的情況壞到使其不得不聯合起來推翻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必須組織和發展一種共享利益與苦境的階級意識；而資本家則會運用其權力，塑造被欺壓的無產階級的宗教信仰、藝術感受、休閒活動與消費偏好等，以期達到促進資本家利益和增加勞動者的錯誤意識使之無法感受到工人在資本主義下被剝削的狀態。在Marx的早期著作中，以「異化」來論述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普遍命運；在成熟的《資本論》論述中，進一步地闡明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受到資本家剝削的證據。

Marx在其許多的著作中洞察資本主義社會下經濟因素塑造社會模式的角色，注意到錯誤意識與階級意識，運用歷史研究以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與制度變遷的過程。Marx從唯物史觀的社會矛盾性與對立性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一致，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大幅進步，但生產關係卻沒有跟著進步，兩者之間乃產生矛盾，社會危機或社會革命乃應運而生。

Marx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由於私有財產制，社會被劃分為個別相互敵對的階級。只有消滅私有財產並經由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社會才可能走向沒有階級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此外，Marx認為異化不只出現在工人身上，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異化，牽涉到人們的日常活動，而不像其他形態的異化，僅僅牽涉到他們的心靈。因此，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影響到兩個層面，即意識與現實生活。雖然在Marx晚期作品中已不再使用異化這概念，而改以「商品拜物教」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下人和商品間的關係。

在生產方面，Marx認為在資本主義中，物品不再是為自己或周遭的夥伴而製造，相反地行動者是為了其他的某些人，例如為資本家而製造物品。產品不再是直接地被使用，而是在公開的市場為了金錢而交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用價值被交換價值所替代。當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製造物品時，他們在商品製造中的角色，和對商品的控制變成了神祕化。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擔任創造資本的任務，但資本經由資本家剝削工人，工人為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所剝削，他們卻忘記那是經由他們的勞動所製造的。

在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流通，從購買行為開始，然後出售而結束流程，其結果使這個體系更加可能外在於行動者，且對行動者產生強制力量。Marx也批判了資本主義下的分工與私有財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每個人侷限在一窄化的專業裡，阻止了行動者實現和表現他們的人類潛能；而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的產物，工人為私有財產所控制，一旦私有財產存在，它轉而進一步強制人類在資本主義中與生產過程之異化，如果人類要實現他們的人類潛能，那麼人類必須推翻打倒私有財產、分工和所有的其他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成份。

Marx也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宗教現象及國家角色。Marx認為資本主義下宗教創造假意識與假福利感，使工人看不見自己正在受資本家的剝削，而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角色只是資本家的「走狗」，兩者一起聯合剝削工人而已。最後，Marx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與危機加深，例如無產階級化、獲利率減低、貧窮化以及過度生產等，加上無產階級最後起而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經將毀滅，朝向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痛苦階段而已，由此可知，Marx對未來仍是抱持著革命樂觀論。

Weber對資本主義的論述著重在資本主義如何形成、資本主義的理性化、人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行動及命運、經濟生活、權威結構以及科層制等面向上。在資本主義的形成上，Weber認為基督新教和資本主義的形成間具有選擇性的親近性。在他的分析中，他觀察到基督新教的倫理鼓勵努力工作、節儉、儲蓄及再投資，這些活動實又代表資本主義的核心，與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經濟行為相一致。Weber認為新教倫理提供了倫理性約束，它打破了傳統主義在經濟行為領域的影響，甚至培育出嚴格自我的約束的精神，鼓勵人們理性的、有規律的應用到他特殊的任務上，這些任務是上帝召喚他們在職業世界中所執行的，Weber強調宗教理念對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影響。但Weber所談的資本主義是較特殊的，是基於一個持續運作的市場，伴隨著自由勞動，其他還有家計和生產的分開、生產之東西可計算、法律、行政的規則也都能設先預想以及公民、普羅概念，所以Weber所談的資主義是西方特殊的資本主義，探討當時西方各領域和資本主義之關聯，而非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的理性化上，Weber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光是宗教的理性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存在法律、經濟、政治等面向的理性化。Weber說理性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推動力，現代人的精神命運。只講手段，不談目的的工具理性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理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取代了傳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因而是除魅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世界理性化趨勢的結果，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理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這二種理性之間經常存在對立與緊張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漸由效率、計算性、破除神祕性的規範與價值支配，最後，或許也是終極的，資本主義社會理性化捲入了去除人性之境，刪除和缺乏對於人類價值的關切。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以前能由機會、感覺、熱情與投入來處理的，只能藉著個人的懇求和個人的忠誠來面對的，以及只能由美德和倫理來決定的，現在都已經理性化了，同時人們也可以加以計算和預測了。值得注意的是，對Weber而言，理性化的探討並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套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Weber主要是從理性化的角度來思考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何以成為今日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宗教、法律、政治、經濟等面向的理性化，致使工具理性過度膨脹而淹沒了價值理性，形成了非理性，這種非理性的形成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弔詭。

從資本主義社會中來看個人的社會行動，可以發現，工具理性的行動凌駕於其他種類的社會行動之上，人們考慮的是手段與目的間的關係，隨著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具性理性的進一步發展，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下愈況地走向一個鐵的牢籠，這個鐵的牢籠是理性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工具理性的全面勝利，然而這工具性理性的勝利卻意謂著是一種非理性的控制 (Weber, 1978: 26) ，一種傷害到資本主義社會下基本人性尊嚴的控制。

由於資本主義的理性化前提，致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權威結構也必須跟著朝向理性的法理權威發展，使得權威結構奠基在客觀原則上，而非主觀的情感性或傳統原則。在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下，傳統的社會階級定義也變得更複雜，Weber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權力、社會權力及政治權力間個人所享有的任何一個變項，都會對他的生活機會及生活型態產生巨大的影響。此外，因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理性化管理功能的科層制開始形成，雖然可以達成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效率與理性客觀，但隨之而來對人的禁錮，以及傳統、價值之失落，卻是Weber對資本主義社會所憂心的，對於未來不像Marx，反而表現出悲觀的態度。

Durkheim對資本主義的論述著重於憂心資本主義社會所導致的群體整合連帶衰退造成道德及集體意識的流失，資本主義社會的團結和整合又依靠什麼呢？Durkheim關心資本主義社會賴以持續的道德架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因規制鬆散所導致的迷亂(anomie)狀態。

Durkheim相信有某種基本力量在維繫社會，此可見於簡單的理性契約與協議須立基於預先存在的相互信任，沒有互信，每個當事人都會浪費許多時間精力以確保對方會實現其承諾。Durkheim稱此種預先存在的信任為集體意識，是一種以共同的儀式、信仰和法則為基礎的歸屬感和相互義務，它遍及整個社會，對組成的個人具有外在於個體獨特性的束縛力。集體意識的本質與社會同樣會產生演化，由簡單分工與重視共同道德義務的傳統社會秩序，發展為較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分工與社會秩序。

資本主義社會不像傳統社會主要依賴共同信仰與儀式的結合，而是透過精密的互賴關係整合在一起，幾乎我們所需要的每樣事物階由他人製造提供，而他人也同樣由我們提供需求，若無相互的信任，此種精密的分工將會破壞。謂此Durkheim把傳統社會的分工稱為機械連帶，與之對應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則是有機連帶的分工。機械連帶是建立在社會各份子間的同質性上  (Durkheim, 1984: 32) ，社會的價值和行為融洽一致，人們重視傳統關係，因此社會的束縛力也較強，各個人之間的差異較小；有機連帶是基於個人的不同，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高度分工化的結果，每一個人都變得特殊化，並缺少同質性，同時個人間的互相依賴性相對增強，更必須相互合作。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就在於有機連帶的高度分工。

在機械連帶的社會中，人們深深地堅信共同道德與強烈的集體意識；在資本主義有機連帶社會中，幾乎不存在一有力和強制的集體意識和共同道德，Durkheim最為關切的課題，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集體意識與共同道德之強度沒落衰退 (ibid: 145) 。在Durkheim眼中，資本主義社會正面臨道德連帶之病態地鬆懈的危險 (Ritzer, 1995: 176) ，為了解決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問題，Durkheim並不像Marx採取革命手段，而是採取社會改革主義，認為社會問題是可治癒的，也不像Weber及Simmel那樣的悲觀。Durkheim企圖以道德教育社會化、職業結合及個人主義崇拜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集體意識及共同道德衰退的問題。

Durkheim區分了人的內在不平等與外在不平等，對他而言，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不斷消除外在的不平等。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也導致了迷亂的社會。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道德的衰退，個體未能面對充分的道德或一個清晰的規則，知道什麼是或什麼不是正確的行為時，就產生了迷亂，進一步產生如自殺的社會問題。Durkheim的觀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病理,乃是在於迷亂的分工之上。

 雖然Simmel以微視社會學著稱於世，但他對資本主義的關懷仍表現在他所謂個體文化與客觀文化的衝突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社會都市化所造成的新社會問題上。資本主義社會對Simmel來說和Weber類似，都是一種理性化的結果，這種理性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文化高度膨脹的結果。Simmel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基本上不僅受其社會結構影響，同時，也受其文化產物影響，在此，Simmel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產物的影響尤其重要。

所謂個體文化，是指行動個體所能創造、吸引和控制客觀文化之諸要素的能力；至於客體文化，則是指人類所創造的事物 (ibid: 287)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Simmel指出其間存在最重要的問題，乃是客觀文化本身具有生命，文化產物的存在，與創造它的行動者之間形成了衝突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創造文化，但是因為人類具有物化社會實體的能力，於是文化世界和社會世界擁有自身生命，這個生命逐漸轉回支配那創造它的行動者，並且無形中再創造行動者。文化的客觀，彼此連結在一起，形成一獨立自主的世界，個人的主觀意識愈來愈無法與客觀文化連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雖然擁有創造和再創造文化的能力，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的發展下，文化在社會中會對行動者產生愈來愈強的強制力量。

真正最令Simmel憂心的事，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文化的成長對個體文化的威脅，可以從貨幣哲學一書中看出。Simmel也分析了資本主義都市中的互動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深遠地影響了人際關係的本質，強調計算性與理性，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實的人際關係衰落；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分工的社會，專業化在不斷擴張的客觀文化生產活動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其結果加速了個體文化衰退，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文化的擴張，我們是愈來愈難保留個體性。

在微視觀點方面，Simmel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和以前的社會不同，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很多性質不同的集團成員，沒有那一個集團可以擁有和支配個人的一切，個人可以在性質不同的集團之間流動，每個集團所能約束控制的只是人的一小部份 (Simmel, 1971: 254) ，一個人和其他的人可能同處於一個或多個組織，和Durkheim類似，Simmel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這種轉變將造成對人控制的減弱，難以形成共同的集體意識和道德。和Durkheim不同的是，Durkheim相信社會病態是可以經由社會改革所治癒的，但Simmel和Weber類似，對於資本主義理性化發展的結果，卻表現出不可治癒的悲觀態度。此外，Simmel也提出了資本主義都市化所造成的娼妓、貧窮、陌生人等社會新形式與問題。

                     參考書目

Durkheim, 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Hall. Hong Kong: Macmillan.

Ritzer, George   1995  《社會學理論(上)》，馬康莊、陳信木譯。台北：巨流。

Simmel, G 1971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ety Forms. University of Chicago.

Weber, M 1978  Economic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