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1960 年代以降，東亞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廣受囑目，各種解釋「東亞發展模式」的觀點相繼出爐，新古典主義理論 (Balassa 1988; Hughes 1988) 、國家中心論 (Amsden 1989; Johnson 1987; Lie 1991) 、文化主義論 (Berger 1986: 166; Rozman 1992) 、依賴理論 (Frobel 1980; Landsberg 1979; Bello and Rosenfeld 1990) 等分別秉持不同關懷，從不同視角詮釋東亞發展為何與如何可能。不過，當時的「東亞」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範疇，對應著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局勢，主要指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中國由於政治與經濟的雙重隔絕，使其猶如絕緣體，與東亞各經濟體互不往來。

90年代中國經濟的逐漸發展，促使重新思考昔日東亞社會經濟體的重構與未來轉型成為必要。顯然，中國在1979年以來一連串的經改與開放，已經促成東亞區域在社會經濟上產生重大變化，「中國崛起」的論述亦成為21世紀初期眾所囑目的焦點。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冷戰的框架下，對於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研究大多聚焦於「東亞發展經驗」。但是，隨著後冷戰時期的到來及伴隨而來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中國重返亞洲區域經濟版圖，使得全球經濟樣貌同時產生變化。因此，本文提出「中國崛起」與「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發展間的內在關聯性(internal coherence)，並且檢視中國加入東亞社會經濟區域後，說明昔日東亞因為冷戰結束以及中國的加入而產生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重構與轉型，乃至於對全球經濟態勢的重新形塑。

隨著1979 年的改革開放，信奉社會主義的中國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形態。法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委員Erik Izraelewicz 在其著作《當中國改變世界》對此做出生動的描述：「新世紀從來都不是從真正的標準年曆開始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廿一世紀的發端無疑是在1979年」 (Izraelewicz 2006: 40) 。特別是在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加速和世界經濟接軌，透過各種優沃的招商引資政策，不斷吸納來自區域和全球的資本，打破了冷戰以來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壁壘。整個東亞的社會經濟區域，乃至於全球經濟發展也因此產生變化。無論從歷史經驗或是學術研究的面向上來看這項變化，都反映出一個鮮明事實，那就是由於昔日東亞和中國之間共構出新的社會經濟實體，使得昔日東亞區域在社會經濟上產生了重構與轉型。

貳、中國崛起對東亞經濟發展理論的再思考

對於東亞秀異的集體經濟表現，學者最常以「雁行理論」，指稱東亞內各國依產業發展層級，形成人字形或倒V字形的階梯或階層狀態。90年代中期之後，有部份學者認為，時移勢易，雁行理論的描述力、解釋力出現限制。例如Kiminami 和Kiminami (1999) 的資料檢證發現，1990年代之後，大量外資直接投資(FDI)大量流向中國。Peng (2002) 認為，大中華經濟圈與美國經貿鏈結更使雁行模式的區域生產網絡相形失色。90年代初期，日本的泡沫經濟與90年代後期的東亞金融危機，加上中國的崛起，已造成雁行理論解釋局限。日本2001年由經濟產業省出版的《通商白皮書》年也指出，由於中國的崛起，過去被認為是按照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內地的順序依次追趕的過程，亦即，東亞雁形隊伍已經正式解體。

假若中國崛起打亂了東亞原本的雁形隊伍，致使東亞經濟組織產生重構與轉型，那麼，中國的崛起如何影響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尹啟銘 (2006：40) 認為，從價值鏈的角度，日本和四小龍現階段是中國大陸加工生產所需之中間投入的主要供應者；原先日本、亞洲四小龍和美國、歐洲所建構的價值鏈關係，已經轉變為由日本、亞洲四小龍經由中國大陸，再到美國、歐洲的價值鏈。他並認為，目前產業價值鏈正逐漸演變為只有中國大陸和美國、歐洲的組合。尹的觀察單位顯然是「國家」而不是「社會經濟組織」。但是，研究中國崛起如何影響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如果只停留在國家層次進行考察，那麼，很容易流於中國已經取代東亞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而沒有注意到，恰恰是昔日的東亞社會經濟組織的跨國移動，促成了今日中國崛起的主要面貌。

「中國崛起」是一個龐大的歷史課題，由世界輿論至今仍形成「中國崛起論」與「中國崩潰論」兩派不同的觀察與說法，即不難理解問題的複雜性。僅管如此，外資做為驅動中國經濟崛起的核心力量，卻是不言可喻。然而，跨國企業組織如何在中國的制度管制之下，進行組織在地化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將不同的經濟組織放在宏觀的制度環境之中進行考察，至今似乎仍缺乏深入的探討與比較研究。

因此，本文認為從台商企業入手，比談中國的崛起要來得具體也可操作。作為中國亮麗出口產值背後的重要推手，本文認為，西進台商不只是單純的帶進資金、技術、人力、原料、管理技術等各種生產元素，更重要的是，台商將過去二十年成功形構的兩種網絡帶進中國──在地的生產網絡，以及全球的接單網絡。國內學界已有對生產網絡的外移多所著墨，比如張家銘 (2006) 探討台灣的彈性協力網絡如何在西進過程中經歷解構和重構。也就是說要具體談中國崛起後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重構與轉型這個現象，除了從其出口外匯、貿易產值以及吸納世界資源的能力外，透過台商企業的西進、透過它的組織變革、以及相對應的制度環境變化，理解中國崛起後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重構與轉型，較能在具體的研究軸線上進行對焦。

叁、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重構

觀察「外商直接投資中國」與「美、中貿易赤字」兩項數據，即能從投入面與產出面，清楚看出東亞社會經濟區域轉型的意義及其內在關聯。首先，從外商投資中國的實際累際金額來看，如圖一所示，自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迄今，來自日本、韓國、台灣(加計來自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大部份資金)、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實際累計金額已逾七成比重。相較於美國的8%與歐洲各大國(英、德、法、荷)的6%，來自昔日東亞的資本，顯然扮演驅動中國崛起的主力[1]。換句話說，透過外商直接投資，過去二十年成功發展的東亞經驗，已透過眾多企業行動者，或用複製、移植、創造等方式被帶進中國，這是中國崛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再者，比較1985 和2004 年美國與不同地區的貿易赤字比，美、中之間的貿易赤字在這二十年間從0 增加到24.4%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2006：112) ，占2004 年美國貿易赤字的四分之一。而美、中貿易赤字的增幅，緣自於美、日貿易赤字，以及美國和港、台、韓之間貿易赤字的減縮。換言之，在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上，原本東亞地區扮演的製造出口角色，相當程度地是由中國這個新崛起的「世界工廠」取而代之。

上述兩項數據清楚說明，過去二十多年來，昔日的東亞和中國已在經濟面向上重構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區域。因此，現今談論東亞議題，不能不談中國角色；分析中國崛起，也不能不納入東亞的位置。本文認為，研究「探討未來東亞的發展為何與如何可能」的課題饒富深意，它既能延續與反思過去的東亞研究，亦有助於掌握中國崛起背後呈現多元力量重構的事實。但是，過去解釋東亞發展的觀點是否適用於解釋中國崛起後新的「東亞區域」是有問題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脈絡裡，東亞發展和全球需求之間的關係必須被清楚勾勒，否則無法呈顯重構後的東亞如何再一次高速發展的可能，或者，就無法理解當今中國高達1.4 兆美元的外匯存底是怎麼被創造出來。

面對中國崛起下「東亞社會經濟區域重構後的發展為何與如何可能」的發問，本文的關懷是從台灣出發。觀察出口結構數據即能看出，昔日東亞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如何在過去二十年參與中國崛起後整個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重構。圖二顯示，美國向來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國。在1980 年代中期，台灣對美出口比重近五成。但是在2000 年之後，其地位已被中國(含香港) 取代。到2006年底，台灣對美的出口比重只剩下不到一成五，反觀對中(港)出口比重已拉升到四成。對美國的出口值在過去二十年間下降三成，並不代表美國市場的重要性式微，而是過去以台灣本地作為製造基地的生產模式出現變化：從「台灣→美國」轉變成為「台灣－香港－中國→美國」。

進一步探究中國對美輸出與台商之間的關係，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鞋類、服裝、玩具、家電、普通機床、五金産品、燈具和家具等勞動密集型、技術層次低的低附加價值産品[2]。從中國對美出口產品項目觀察，絕大多數屬於加工貿易產品(來料加工及進料加工)，原材料和零組件主要來自日、韓、台等國家，再出口至美、歐等主要市場。此外，出口製造廠商，多為外商投資企業，根據中國統計年報的統計，2004年在中國的外商企業共出口了3386億美元，占中國總出口之57.06%，因此利潤也多為外商所獲取。因此，本文大膽的假設：美國的貿易逆差，事實上是由美國大型零售商主導銷售，日、韓、台商製造及供應零組件及原材料，中國則負責代工組裝。

台商一方面既是推動中國經濟崛起以及建立兩岸三地內在關聯的「關鍵行動者」(key player)，他們的行動漸近地為兩岸三地之間共構出一種新的互賴結構，而這種新的社會與經濟的共構，又同時影響東亞地區自身以及全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在中、港、台三地或有相互抵觸的不同制度下，這些台商的行動也創造一種「既鑲嵌又脫離制度」的西進模式。儘管兩岸之間的歷史情結使得台商過去無法直接進入中國做大幅投資，但是制度的屏障卻似乎無礙於台商大舉西進，上述現象或許更能突顯中國的磁吸效應，並且說明經濟組織如何利用制度的夾縫，尋找經濟的活動契機，從而突破既有的社會結構限制。

此外，從台商在中國的出口表現即能看出其重要性。在投資中國的所有外資當中，台商的投資累積金額雖然不及香港，但是台灣企業挾其製造優勢，對中國的出口產值貢獻卓越。中國統計年報指出，2004 年在中國的外商企業共出口3,386 億美元，占中國總出口額的57.1%。當年度中國前兩百大出口企業中，台商企業的出口額高達總額的35.3%，比重上遠勝於韓商的8.1%、日商的6.8%和其他外商的15.9%，甚至略高於中國企業的33.9%。另外，中國商務部提供的「2005 年出口額最大的200 家企業名單」中，台商在前十五大企業裡占了七名，這七家台商的總出口額是其他八家企業的1.5 倍，其中鴻海集團的鴻富錦與廣達集團的達豐出口額均突破百億美元，遠勝過其他歐、亞企業。而鴻富錦的出口額更是連續數年高居中國第一，台商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意義不言可喻 (經濟部國貿局 2007) 。

作為中國亮麗出口產值背後的重要推手，本文認為，對於台商經濟活動的考察，是瞭解中國崛起的策略點。台商在促進中國經濟成長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單純的帶進資本和生產技術，更重要的是，透過台商在中國的投資，亦將全球商品鏈的網絡關係帶進中國，從而幫助中國更迅速地與全球市場接軌。此外，隨著台商在中國生根／深耕製造，部份台灣製造商已經跳脫單純的「製造代工」，除了在「代工」的層次積極升級，亦有不少製造商嘗試建立自己的通路與品牌。

台商西進是導致出口模式發生變化的主因，但是台商西進不能單獨從生產要素的論點加以解釋，這些企業行動者在兩岸三地之間展開跨界生產行動，其鍛造的新生產體制(production regime)，為的是延續並強化與全球需求端(特別是以美國為主要的消費市場)的接軌。但是，兩岸三地所重構的新生產體制與需求端的連結在2008年遭遇重大挑戰。2008年是世界經濟變化重大的一年，美國金融海嘯襲捲了全世界，原本作為全球最大需求市場的美國急速萎縮，衝擊了以製造出口為導向的東亞生產體制。昔日東亞與中國所重構出的生產體制挾其龐大的生產能量，源源不絕地供應歐美需求市場，使全球經濟得以保持一定的均衡狀態。一旦歐美需求迅速萎縮造成全球需求失衡，龐大的生產能量就不再是一種優勢，反而成為過度生產，在中國內需市場規模遠不及於美國而有待開發之際，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因而發生。這個現象使得原本台商透過西進，建立起「全球需求與台商製造」(global demand / Taiwanese manufacturing)之間的連結，在中國、昔日東亞與世界變化之間形成一種新的共變關係之際，東亞新的挑戰因而出現特別是對台商的角色而言。

肆、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轉型

冷戰結束後，工業生產、商業流通與金融信貸的過度擴張，供給遠超越需求，不論在個人、國家與企業等單位都是如此，特別是中國在生產上的過度擴張。2008年9月，由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發生在北半球的金融風暴就是過度擴張的真實寫照，不僅造成全球金融產業如骨牌般的應聲倒地，也因風暴所造成的景氣衰退造成歐美需求市場的一蹶不振。此金融層面所引發的全球需求失衡，造成全球主要製造出口國家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連帶使得全球各國都陷入景氣循環的低點。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經濟成長是與昔日東亞經濟區域重構下靠外銷帶動的，以世界工廠之姿出口到全球，這波金融風暴所引發的需求面失靈與重構，在中國的生產主力皆用在外銷而非內需市場之際，對中國的經濟成長勢必造成影響[3]，同時對以中國為製造出口基地的東亞國家而言，其經濟成長也會受到牽動。中國海關總署公佈數據顯示，2008年11月中國外貿出現多年不遇負增長，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百分之九，全球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影響逐步顯現。這也突顯在歐美需求衰退之際，中國仍保持一定的生產規模，將導致資本主義過度生產的內在矛盾浮現。因此，在歐美需求之外對仍待開發的中國內需市場進行再造就成為中國政府當前重要的經濟發展策略。

中國雖然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場，但改革開放前和初期都不具備形成全球重要內需市場的條件，因為中國的消費能力尚未萌芽。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是目的，市場經濟是手段。西方最強的是金融、服務和流通業，如果一開始就開放西方那些大的外資進入，中國肯定玩不贏而被吃死。在此為前提的國家計劃經濟下，為了讓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並提升國民所得，才搞加工出口，因為中國在加工出口具有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可以勝西方，一定要搞加工出口才能富起來。

金融海潚引發的經濟衰退，其時間點剛好遇到中國產業結構進行轉型，例如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外銷的影響，以及縮少城鄉差距建立和諧社會的十一五計劃[4]，而全球經濟局勢的改變更加速了中國在政策上的轉型。過去二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策略是用外銷作為驅動引導，以招資引商達到創匯的目的，藉此將中國總體經濟發展拉抬起來。目前中國此一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所以內需政策因外部經濟環境的改變而順勢而為，但也不會因此就放棄外銷，只是在比重上進行轉向而已。開發內需市場的重點不是放在已發展的沿海城市，而是在農村地區。

因此，中國政府在政策上除了針對原本已經存在的歐美需求市場量身打造外，用政策去建構內需市場[5]也成為中國政府重要的考量之一，希望能降低在經濟成長上對歐美國家的依賴。特別是「十一五規劃」，不同於之前的「十五計劃」，改以強調經濟成長又「好」又「快」，即一切成長將以「質」的提升為前題，政策推廣則以「投資」及「消費」為雙主軸：製造業以節能環保、高新科技、產業升級優化為發展重點、引進外資不再多多益善→祭出調控手段；另一主軸為積極推廣內需消費。因此，在昔日穩定的全球需求失衡之際，中國政府積極對內需市場的再造，使得中國、東亞與世界變化間形成一種新的共變關係，這種共變關係特別是中國內需市場的形成，對於東亞社會經濟的轉型扮演了重要的影響力，尤其是對台商未來的行動而言。

中國擴大內需政策背後，相較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在經濟面向外有更深層的文化、政治、制度與社會意涵。在文化意涵上，中國人喜歡儲蓄[6]，但美國人信用擴張到離譜，中國儲蓄率高表示內需市場尚有待開發[7]；在政治意涵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保持8%的經濟成長率，否則對統治者就會產生改革開放正當性的危機；在制度意涵上，內需面對的是在地社會(local society)，這會是制度面的影響而非市場競爭的意義，中國的制度多如牛毛且變化非常快，所以要注意的是在進出口面向上的大政策。過去二十年台商主要是做外銷，我們要看台商如何轉向中國內需市場時就要注意到內銷的相關法規。目前為止，中國並沒有人去挑戰這些法規的適切與正當性，頂多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已。此外，我們得以重新反省西方古典經濟學所談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中國內需市場的引導背後處處充滿國家政策干預[8]。在社會意涵上，中國利用政策導引內需市場的形成，其目的不只是在維持經濟成長率，也在於減少中國內部的城鄉生活水平落差並降低貧富差距。對中國而言，仍是用社會主義的手段手段來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

從中國內需市場的特殊性顯示，第一，中國大陸是一個轉型社會，所以還有很多新的消費和需求沒有被開發，必須扣住這一點，這樣談東亞的轉型才有意義，即東亞國家以中國為製造基地出口歐美的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到生產、交換和消費都同時在中國完成的區域商品鏈(regional commodity chain)轉型 (陳迪暉 2010b：291) ；第二，中國大陸是少數高儲蓄率的國家，如果它能夠把一部分儲蓄轉成消費，那個內需市場是很大的；第三，在內需市場慢慢地形成之後，中國將逐漸成為一個國內市場(national market)[9]；第四，所有的內需市場的致勝關鍵是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10]，如果沒有在地知識，產品是很難銷售出去的，這値得台商去進一步思考關於社會文化的影響部分。最後，中國內需市場的形塑並非市場制度下自然形成的，也非西方自由競爭市場的產物，當中充滿了國家計劃經濟的意含在內。例如近年來，中國的內需市場許多都是透過公部門支出所創造出來的[11]，雖然同樣是需求，但這和自由市場所談的需求意義不同。公部門的支出迅速擴大相較於私部門的萎縮，尤以中國最為顯著，除了中國之外也可以看到在全球經濟衰退之際世界各國都有這樣的趨勢。過去西方國家強調的自由經濟，透過經濟學所謂讓市場自身機制達成再度均衡的呼籲已不復見，這使得台商必須有不同的思路。

以鴻海為例，鴻海開始構築中國3C產品通路是2001年的事。2001年底，鴻海集團藉由廣宇轉投資的賽博數位廣場(中國當地名稱為賽博數碼廣場，郭台銘拿下60%的股份)大有斬獲，2003年底中國大陸門市已達55家[12]，2004年中開始賺錢[13]。賽博在大陸3C賣場傳出捷報後，2004年鴻海在大陸通路布局也往上擴及到上游3C配銷通路(類似聯強國際營運模式)，在廣州成立賽博捷報，全力發展華南的3C配銷市場，並自聯強國際找到許多高手。同年又更一步往下發展數位量販店(類似燦坤的營運模式)，在廣州成立鴻利多[14](透過廣宇獨資100%)，經營資訊、零組件通路。經由上游(賽博捷報：配銷渠道)、中游(賽博數碼：類似二房東之大廣場)與下游(鴻利多：量販店)的建構，鴻海集團在中國大陸通路王國已隱然成形[15]。

伍、結論與觀點

過去二十年來，在台商的戮力經營下，「台→美」的出口模式，已在因應或促成中國崛起的脈絡中，轉型成為「台－港－中→美」的出口模式。台商在兩岸三地建構的新生產體制執行雙重目的：既要維持在台灣原有彈性協力生產網絡的製造優勢，也要鞏固和強化與全球需求端(特別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連結。本文認為，從需求端出發，考察台商建立的新生產體制，可以具體而微地反映出透過企業行動者促成整個昔日東亞社會經濟區域的重構與轉型。

首先，台商的跨界行動，一方面建構出兩岸三地的經濟連帶，藉以擴大生產能量；另一方面也把他們過去和美國需求端建立的網絡帶進中國，其結果使得台商得以繼續鞏固並深化和美國需求端之間的連結；其次，從企業組織的層次切入，則能進一步探查台商作為身處供應端的製造商角色，如何透過西進過程，與需求端的行動者維持並強化原有的關係；第三，消費市場的代理人，除了繼續和來自台灣廠商維持生產供應的關係之外，他們也會主動出擊，試圖與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建立直接的連結，藉此降低生產與交易成本。

第四，2008年金融風暴形成中國、東亞與世界變化三者間新的共變關係，同時也影響到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在過去十年，中美的確是一種共生關係，中國輸出低價商品，抑制了美國的通膨，美國則享受到這好處而拼命花錢。不只是中國製造、美國消費，背後的台商更代表了重要的意涵。原本與東亞關係緊密的歐美市場景氣不好，改革開放二十年剛好又是一個循環，90年代初進入中國的台商，享受各種優惠措施，現在沒有了，制度轉變如勞動合同法、環保法規及稅務的影響更加深了台商的困境。政策面愈來愈嚴格、出口大環境結構的轉變與非西方自由競爭市場邏輯的中國內需市場興起[16]，台商的行動必須回應這三重的挑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消費市場」的雙重市場化過程，包含台商在內的昔日東亞國家如何在社會經濟上形成一種內在連貫性，這牽涉到資本主義背後的結構問題。

過去，台商將中國視為工業殖民地，那種鑲嵌性並沒有很高，但只要牽扯中國內需市場，社會環境的影響就非常大，特別是一些外銷導向的製造業，如何轉變運作模式，進而開發中國市場是重大課題。這也是為何台商不能只是從製造領域還包括流通領域的考察，應從社會文化的概念切入，觀察社會各面向的連結，這必定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上面臨整合。在現實意義上，上述這些問題關係著台商未來的發展如何可能，也關係著台灣的永續發展，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局勢發生重大變化與中國正面臨轉型之際；在學術意義上，本文從台商的行動中，將能瞭解過去的東亞經驗如何被帶進中國，創造出一個新的「東亞」發展模式。

在冷戰結束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原有「東亞」概念不足以說明當前情勢的變化；本文提出「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概念說明中國崛起與日、台、南韓等經濟體間新的社會經濟連帶關係。對東亞社會經濟結構重構與轉型的觀察，不論在經驗資料或相應理論觀點上，都超越過去對傳統東亞發展模式的認識。本文以台商作為策略點，說明過去的東亞經驗如何被帶進中國，從而理解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樣貌，以及中國崛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透過對台商的分析，以及對於中國本身的社會經濟基礎考察，總結六點結論敘述如下：

一、2008年金融危機只是一項具有激化作用的重大事件，關鍵是突顯東亞經濟體於中程時段重構過程中，所展現越趨緊密的動態交織關係，以及東亞與中國共同扮演的關鍵角色，並確立世界多元核心的發展趨勢：

台商跨界生產不僅建構兩岸三地的經濟連帶，也把過去與美國需求端建立的生產網絡帶入中國，並持續鞏固與深化之間的連結。以液晶電視為例，在過去東亞經濟快速發展的時空條件下，全球商品鏈概念對於從零組件供應、生產到終端消費的總體圖像，提供一種有力的解釋；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昔日「東亞」資本家島國以既有技術優勢，將整個供應鏈移植到生產成本低廉的中國，繼續複製過去水平整合的生產體制，以供應歐美市場的最終需求。然而透過台商行動作為一個切入點來看，相較於冷戰時期的東亞資本家島國只是較為各自單一的與北美需求端進行生產消費間連結，可以發現中國加入後的東亞區塊，各個經濟體之間的互動是更加頻繁，彼此的競合關係也更為複雜。簡言之，以中國為製造基地的東亞生產體制，一方面維持昔日東亞在製造上的優勢，同時也延續和強化與歐美需求端的連結，而中國、台灣、日本、南韓等經濟體之間的交織也更為緊密。

因此在二十多年來的東亞重構與轉型的發展脈絡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將可以視為是對東亞轉型的一項具激化作用的重大事件。它無疑加速中國進行內部社會經濟結構調整的步調，並更為積極的面對中國內需市場的建構。在此激化作用下，中國同時進行作為世界工廠和消費市場的雙重化過程，促使東亞區域各個經濟體的連繫更為深化，相互影響的深度也更為增強。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激化作用下，中國在東亞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越發的彰顯出來，亦即中國所產生的核心動力正促使東亞的共構關係更為緊密。而透過東亞共構關係的發展，也等於否定資本主義世界一體化的說法，展現世界多元核心發展的趨勢。因此，我們不能再以單一核心的世界經濟觀來看待全球的發展，而必須以劃分幾個主要經濟世界區塊的多元核心觀點來看待未來。

二、東亞區域的經濟發展並非是均質的成長態勢，不同地區在產業發展上有著程度差異，卻也因此創造出一個區域型商品鏈。它是一種區域內多核心的分工合作型態，而非雁行理論所說的產業遷移模式：

雁行理論指稱東亞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日本為首，其次是東亞新興國家，其後則是中國及東南亞國家的生產轉移模式，是一個產業在不同國家之間的依序遷移過程。從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態勢來看，不同地區確實是處於不一樣的產業發展階段。但是從不同產業的供應鏈分析中，卻也清楚看到東亞各經濟體能在同一產業上、或各自供應鏈的某一環節取得競爭優勢，進而形構出一個區域內的完整生產鏈。以半導體生產鏈來說，日本和韓國在半導體及記憶體的生產上位居領導地位，台灣以晶圓製造代工見長，中國則在封裝測試上具有低成本優勢，它們共同組成東亞的半導體生產鏈。這可說是一種區域內多核心的分工合作模式。値得注意的發展是，在中國逐步擴大內需市場的過程中，中國成為重要的半導體市場，形成台灣、韓國及日本以中國為生產基地同時內銷中國的區域商品鏈，這進一步促成東亞區域內的半導體產業鏈的重组。

三、中國的市場化具有雙重過程，一方面透過政策性保護主義協助國內企業發展內需市場；另一方面，逐漸修正過往以「規模生產」擴張海外市場份額的經濟增長方式，並開始透過「規格制訂」試圖在國際市場上形成支配力。因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具有強烈保護主義，也具有擴張主義色彩。和一般認為市場化是由地方、國家而至區域與國際市場的線性擴張方式不一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過沿海開放的區域試點成功之後，即藉由政策性的規劃與強力驅動，在社會主義社會基礎上，同步地朝向「民族市場」與「國際市場」邁進。本文將這種具有保護色彩與擴張主義的計劃經濟，稱之為雙重市場過程。

四、中國經濟發展同時存在「政策驅動」及「市場驅動」兩種動力，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不是此消彼長，反而是「對揚」，或者互為表裏，因此，在市場驅動的方式或作為上，迥異於西方慣有的理解方式：

中國發展的特殊性在於市場的形塑並非自由競爭下的結構產物，反而處處充滿著計劃經濟的思維與鑿痕。相對於西方「市場是隻看不見的手」，中國的經濟發展脈絡，則是讓「國家成為看不見的手」，讓你以為它的市場是開放而自由競爭的。實則，在國家的優位永遠高於市場的優位的國度中，市場的自由競爭，取決於政治決策者的首肯與計劃。因此，理解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所扮演角色，絕不是援用西方理論來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干預強度」之差異，而是在「中國轉型」歷史軌跡中，看到中國政府經濟治理的思維以及施為產生何種轉變。

不論是側重國家角色的「發展型國家」或者側重全球市場的「全球商品鏈」，都不足以適切解釋中國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轉型之路，而必須同時看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多層次力量，如何形塑東亞，尤其是中國這個核心引擎的區域發展。初步看來，不同於西方以市場為核心驅動力的經濟發展軌跡，中國經濟變遷，實為「政策驅動」和「市場驅動」的彼此共構。國家雖強，市場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力量，外資企業不只在生產，同時在流通與消費層次，逐步改寫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史，國家與市場如何促使中國以及東亞轉型以及轉向何方，仍是值得探索與分析的重要課題。

五、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模式，除了和西方國家不同，也和中國自身早期的發展路數很不一樣。在全球諸多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開放的案例中，中國的確發展出自身的獨特性。中國仍以計劃經濟導引經濟發展模式，從早期「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到為了因應全球局勢變遷以及中國內部不同發展階段需求，進而提出符合所需或有意識的透過政策來規劃經濟發展模式，以達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任務。顯見，對中國而言，國家並非透過干預方式來引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模式是國家有意識主導下的結果，是一種沒有資本家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 without capitalists)發展模式 (陳迪暉 2010a：70) ：

多數人認為中國正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陳迪暉 2010b：288) 。儘管中國在改革開放二十年的過程中，與全球市場接軌程度日益深化，但中國和西方經濟發展背後的機制有所不同，必須放在中國本身的脈絡來理解。中國既定的政治社會、經濟事實在於，中國有其自身獨特的內在矛盾，建基於馬列思想觀與長時段小農社會變遷的客觀辯證現實。中國是以不同於歐美「自由市場經濟」典範的思維運作邏輯，進行改革的認識與實踐。

「干預」這個概念背後預設了「國家」和「市場」的獨立存在。對中國而言，市場是「國家計劃經濟導引下的產物」，是一種全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典範。對中國而言，是用社會主義思維和國家政策的計畫來思考及解決同樣也存在於西方的市場問題，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精義 (陳迪暉 2010a：70) 。就中國計劃性經濟而言，反映的不只是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更是經濟體制的重大結構性調整。例如過去中國以外需為主、增長掛帥，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是一種體制的形成，形成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控制體制。當擴大內需成為發展主調，必然伴隨經濟和社會等體制的一系列改革。無可諱言，中國於改革開放後，的確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接軌，但如前文所言，中國強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壓制西方式資本主義發展，並在自身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保有獨特的辯證過程 (ibid) 。

六、中國的持續發展及轉型，必須安置在本身的社會和統治基礎來看，這和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息息相關。此外，中國計劃經濟實施的階段性任務，單從國家體質出發是不夠的，還須注意既存的社會基礎：

對中國而言，社會穩定的目標壓倒一切。因此，中國儘管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顯著成果，但並沒有造成權力與市場間的此消彼漲。經濟的增長強化權力可以支配的資源，因而強化權力的向度，這和共產黨作為唯一統治的正當性有關。權力在行使的過程中整合市場，市場因素則依附於權力，將市場手段用於權力的運作，用市場化的方式去除威脅權力的因素。由於統治正當性與社會穩定優先於一切，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不是強調取得經濟活動的最大利潤，而在於解決中國內部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因此，若要更精準地掌握中國轉型，及其促成的東亞重構與轉型圖像，就不能忽略中國既有的社會基礎，例如戶籍制度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等等。既有的社會基礎有其扭力，影響著政治與經濟施為的結果。這是過去東亞區域研究單從政治或者經濟的角度來進行考察所無法注意的面向。

綜合上述六點，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機制放眼全球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典範，因此本文認為考察東亞社會經濟的重構與轉型時，不能忽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各種效應，當然也就無法全然再用過去既有與區域社會經濟相關的理論來進行解釋。在中國政府戰略性的經濟政策主導下，將使東亞區域乃至於全球經濟社會產生新的競合關係，進而反省當代經濟在全球化之外也正產生區域經濟整合，因而形成全球化與區域化同時並進的趨勢。此外，過去世界體系理論或依賴理論的論證方式雖然有其特殊的歷史時空背景，但在中國發展的現在進行式及其形塑東亞社會經濟的過程中，本文認為無論是在理論或是經驗層次上，都產生一種有別於過去的理解方式。總結來說，本文認為東亞的重構與轉型一方面是中國社會基礎和政治權力的辯證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轉型和昔日東亞生產體制間的交互影響，二個面向的發展共同形構出特殊的東亞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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