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造成了同為東亞的台灣及南韓在經濟上的迅速成長？過去許多的研究多半從「供給面」來談，例如私人投資及快速成長的人力資本，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及公共行政的有效系統；高度的私人儲蓄支持了高的投資水準；政策的發展對於經濟立即成長的重要貢獻，例如總體經濟管理在執行上的穩定，提供私人投資的必須框架；政策增加了銀行系統的完整以及更能取得非傳統的儲蓄者，提升財政儲蓄的層次；以及教育政策增加了勞動力技能，農業政策對農村經濟不課稅以加強生產力等等因素。從供給面來談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成長原因，關鍵之處在於政府都系統地干預及透過多樣性引導來幫助發展特別是工業的展。政策干預有這多形式，例如對特定工業給予補助，保持低的存放率唯持借款率的限額以增加利潤、保護國內重要substitutes、補助衰退的工業、設立並以財政支持政府銀行、在應用研究上建立公共投資、設立出口導向工業公司、發展出口市場制度以及形塑公共與私人部門間的資訊分享。

另外一個從供給面來談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成長則為文化面向，例如儒家文化在人力資本、家庭制度與工作倫理上的貢獻。文化供給面對於台灣和南韓經濟發展的解釋可以充份展現出地域性的社會特質，解釋日常生活結構對經濟活動的形塑，更可以看出一個深耕於一個社會底層的價值觀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當生產方式、國家制度與國際歷史脈絡的特徵上皆相同但所呈現出的經濟成就卻有明顯不同的結果時，地域性的文化規範對經濟實踐的解釋就變得是重要的，因此，文化規範對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表現具有最根本的影響力，而這種文化規範對經濟活動的支配卻是當事人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自知的。

從供給面來談東亞的經濟成長是主要的路徑，但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成長是否可以從另一種面向來看，那就是從「需求面」來解釋，若要從需求面來解釋，就必須將此議是置入經濟與國際環境的變化關係、全球商品鍊的成形與歷史脈絡中來談，不能從國家內部的社會文化特質、國家制度與生產方式等供給面來看，而是必須思考全球化分工的成形，也就是台灣和南韓在參與全球化(特別是與美國關係)的過程中雖然得到了許多出口利基進而造就經濟的高度成長。例如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大型賣場的成立使得對勞力密集的傳統製造業所生產的商品需求量提高，此時台灣和南韓不但在所生產的商品上沒有利基的重疊，在生產這些商品上也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來源，因此我認為此時的台灣和南韓正好在供給和需求面的利基上能夠結合在一起。此外，台灣的生產方式透過垂直分工的方式以增加彈性與效率，在與需求(美國)一方建立起契約的連結下，使得台灣和南韓的製造商不要擔心產品行銷通路的問題，美國的大賣場向台灣和南韓大量進貨，然後透過市場交易再賣給美國人民，所以二次戰後美國的需求拉動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成長，也使得出口替代的經濟政策得以成功。

台灣在1960年代以後能夠以中小製造業為出口主力很快地進入國際經濟舞台，我想這就不僅僅是國家機器對台灣經濟發展政策著墨的供給面所能完全解釋。從需求面來看，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只需從事製造，根本不必擔心其製品的市場問題，因為台灣中小企業的行銷責任在國際分工的模式下，行銷責任由美國的retail buying所負責，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專業於製造和生產勞動密集的產品，加上從供給面的利基來看，台灣中小製造業的生產方式是以生產網絡與人情網絡相互結合而成為一種更具彈性的生產方式來促進生產並減少成本與風險。台灣使用協力網絡與層層外包工作零細化的工作生產方式，取得在全球生產分工從福特式到後福特式轉型時的利基，加上西方先進國家大量外移工廠和採取彈性生產分工策略之時，台灣缺乏較多的競爭者，故在1970年代時，台灣在生產方式上的特色促成了經濟的快速起飛。

總體而言，從需求面來看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成長不同於過去從供給面的解釋可以將整個解釋延伸至更宏觀的視野上，但我認為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成長解釋必須在供給面和需求面上相互解釋，任何一方都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若沒有需求面的支撐，儘管有著強壯的供給面優勢，但過度生產和行銷問題就產生了，根本無法從出口導向的方式來獲取經濟的快速成長；若沒有供給面的支撐，儘管有來自於美國的需求面優勢，也無法在生產的成本與效率上符合美國的大量需求，如果需求面存在但供給面的優勢逐漸消失，台灣和南韓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優勢就可能移轉到中國大陸、東南亞甚至是第三世界國家上了，加上近年來台灣和南韓在產品上的重疊，使得競爭成本逐漸擴大，以產品區隔的方式來同時滿足兩國的出口利基也逐漸產生危機。

但是，如果從文化規範論、生產方式與國家制度等供給層面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內部的國家權威、文化與社會脈絡都具有重要關係，國際歷史脈絡下的需求面解釋是否高估了國際間的經濟互動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甚於國家本身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在經濟發展上的效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同樣在二次大戰後美國需求面增加及全球商品鍊形成的歷史脈絡下，為何以出口導向來創造經濟成長利基的優勢會發生在東亞國家上，而不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是未開發國家產生相同優勢，所以儘管需求面的確在歷史過程中迅速增加，唯有強健的供給面優勢才能搭上全球商品鍊所付予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