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摩鄉居老人　見證社會轉型
　離家的黃春明輾轉換了幾個學校之後終於畢業，在六、七○年代寫了許多傳頌至今的小說（後來收錄成作品集《青番公的故事》、《鑼》和《莎喲娜拉．再見》等，皆由皇冠出版），然後在八○年代後半停筆，做過記者、編劇、廣告企畫也賣過便當。直到去年，他又提起筆來，並且一出手便令人驚豔，那個可以抓住社會轉型之間細微變化與矛盾的黃春明又回來了，他看到傳統與現代的巨大落差所造成的問題：留在鄉間的老人處境。
　黃春明一九六六年結婚之後便定居台北，宜蘭的老房子仍然留著，特別是他九○年代初回到宜蘭成立「吉祥巷工作室」，從事宜蘭的鄉土教材編寫、社區規劃工作以後，他在宜蘭的時間更多了。這些年來他看到台灣社會轉型，家庭結構跟著改變，處在時代變遷夾縫中的老人寂寞地留在鄉下，殷殷企盼著兒孫回來。最近剛出版的《放生》（聯合文學），就是一系列的老人故事。黃春明在序中說，他替他們拍了這一本寫真集，「為這一代被留在鄉間的老年人做見證」。
　仍保持一貫的悲憫與幽默，黃春明在收入《放生》的〈售票口〉裡，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老人天未亮抱病趕著出門為週末要回鄉下的兒孫買回程車票，「他一連串的老人久年嗽，叫他咳得上氣不接下氣，整個臉漲得通紅，身體像拉緊的弓，一咳就彈跳，合不攏的嘴巴，口水直垂牽絲。玉葉一看心一急，自己的哮喘也附身上堂，像拉破風箱的氣喘聲也急促鳴響。兩人有段時間，誰都照顧不了誰，各自扶著牆壁和扶著桌子穩住自己，演奏起極限主義派的二重奏。兩個人好容易才逮到一處休止符，玉葉用破風箱的聲音說：『我看，不要去了。等天亮我打電話給他們，說沒買到票。要不要回來，隨他們。你不要去買車票了。外面冷死人。』『苦他沒時、時間回來，你卻……。』咳嗽由不得火生仔說完，又咳了。」

社會意識　是其一貫的創作動機
　停筆多年以後再出發，黃春明覺得與以往不同的是自己更成熟了些，社會意識比較明顯。做為一個「國寶級作家」，有人問他小說該怎麼寫，他會說：「你能不能在一年之內跟五十個陌生人講話，每個人超過五分鐘以上？你記下筆記，揣摩不同年齡、職業、個性的人，遇到不同的事情會產生怎樣不同的反應。」
　在宜蘭街上，隨時會遇到識與不識的人和他打招呼，他的親和力和好奇心都強，坐上計程車總會跟司機聊半天。多年前他和父親一起坐火車，車上沒什麼人，他就坐到對面的一個乞丐旁跟他聊天。父親很氣，一直跟他使眼色要他回來。黃春明問乞丐要去哪裡？乞丐說要去南方澳，他問乞丐去那裡做什麼，乞丐說某某人死了，可以去要點東西吃，他又問怎麼知道有人死了？乞丐說，是棺材店的人告訴他的。這後來就成了〈鑼〉裡的情節。
　六、七○年代黃春明的作品社會意識強烈，曾經被視為台灣社會的「青年導師」，隨著八、九○年代作品銳減、社會變動太大，青年導師的角色也逐漸變淡，黃春明卻不覺得失落，他說：「除非把寫小說當作專職才會有失落感。」他當時有經濟壓力，加上愈寫「無力感」愈重──年輕人都去看電視了，於是投入電視拍《芬芳寶島》系列記錄片，又做兒童劇場、出版【黃春明童話】（皇冠）等等，雖然總想著有時間就要寫小說，未料再回頭已過了十多年。

雅俗共賞　對作品的最大期待
　作家楊照在一篇題為〈試圖與悲劇周旋的小人物們〉的文章裡指出，黃春明後期的小說「毫不保留地試圖以民族主義去建構一套屬於作者本身的絕對真理」，「也就是喪失了以小說寫作的活力」。對於這樣的看法，黃春明說，如果純粹以藝術觀點而言，這可能是一個瑕疵，但若從對群眾的影響來看，民族主義並非全然不好。他說，以當時的社會氛圍來看，整個社會沒有自信，崇洋媚外並全然否定自己的歷史文化，他覺得痛心，所以選擇這樣的形式表達，「如果純醉站在藝術的觀點認為我應該收斂，我寧願不要那麼冷靜地呈現我的藝術，寧可呈現我做為一塊血肉的情感。」
　從過去到現在，黃春明對自己作品最大的期待就是雅俗共賞。曾經有一位日本記者來台灣以「小說的故鄉」為主題採訪他，他帶記者到礁溪看〈莎喲哪拉．再見〉的寫作背景，記者對著那兒的妓女不停拍照，妓女們很不高興，黃春明就幫記者解釋來意，其中一位妓女聽了問他：你是黃春明嗎？他答是，妓女高興得把姊妹們都喚來。她們告訴黃春明，過去有客人介紹她們讀他的小說，她們讀過以後深受感動又去找他其他的作品。春明很驕傲，「一般人只要有過喜怒哀樂的經驗就能看懂我的小說。」他說。
　在狹窄但筆直的宜蘭街道上，已經感冒咳嗽了一個多月的黃春明，開車依然又快又猛，他還堅持不能不吃一種非常好吃的冰，雙手因此暫時無法放在方向盤上，他先好心提醒車上眾人：「大家不要害怕！」然後便放開雙手以匙舀著冰吃，眾人在充滿恐懼的行進中只聽到他大呼：「真是好吃啊！」
　　　　　　　　　　　（攝影／陳建仲；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