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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平原的開發（含人口與水利）

2012-09-11 21:05:25GMT

彰化平原的開發（含人口與水利）

康熙四十八年（1709），施世榜緊資招工修建八堡圳，經過十年的努力，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修築完成，自番界濁水庄而達於海，其間流行八十里，可灌溉彰化縣轄下之十三堡半之東螺東堡、武東堡、武西堡、燕霧上堡、燕霧下堡、線東堡、馬芝遴堡以及二林上堡等八堡共五十六庄。灌溉面積達一萬餘甲，堪稱為清代台灣最大之水利工程[1]。

水利的建設與農業的發展有不可分的關係，也和人口的多寡有顯著的影響。康熙末年，水利建設未興建以前，只有看天田，生產量不多，自然不能吸引眾多的移民，在行政區劃上，只是諸羅縣一部份而已。及康熙末年，尤其是八堡圳、二八圳等大圳渠建成之後，墾民蜂擁而至，形成半線、鹿港二市街，於是在朱一貴之以後，朝廷重新檢討治台政策時，即在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南，另設彰化縣，取其「顯彰王化」之意。所轄地域，大致為今之彰化縣、南投縣及台中縣市之地。

在彰化設置之前，今彰化縣地歸屬諸羅縣，是時諸羅縣舊額田園的實墾面積共四千八百四十三甲八分三釐二毫，其中田九百七十甲零四分三釐六毫，園三千八百七十三甲三分九釐六毫[2]。園約為田的四倍，可見水利灌溉不普及，只作做粗放的園，而不能作經濟效能較高的田，入清之後至設治之間，尚為諸羅縣一部份的諸羅縣，其田園數如下表：

時間	園	田
24年-30年	2622.34	354.35
31年-40年	2212.93	12.49
41年-50年	364.93
5 1年-60年	374.93	46.4
總計	5574.89	413.24

由表可之。在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六十年間，園仍多於田，且差距加大，此固與田園初闢，尚不足種稻有關，但此時所農地，以蔗園、果園為主，尤其是蔗園，更是此一時期的主要作物。主要的誘因還是糖價較米價高昂，獲利較高的緣故。

雍正元年，彰化設縣，雍正二年，由諸羅縣「撥歸彰化縣管轄舊額下則園一百四十甲零一分五釐零，新墾上、中、下則園二十一甲，實撥園三百七十甲零六分九釐。內上則二甲九分七釐，下則三百五十七甲一分八釐零。[3]」可見在彰化設縣之初，仍以栽種甘蔗的園為主。

雍正六年至十二年，彰化縣新墾田園的面積，具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卷四賦稅志土田彰化縣>>所載，俱下則田園，如表（雍正六年至十二年彰化縣新墾田園面積）：

年代	田	園
雍正6年	2374.31	7909.00
雍正7年	1794.31	724.78
雍正9年	14.29	52.86
雍正10年	3.4
雍正11年	163.36
雍正12年	141.45
總計	4491.12	8686.64

從表田園拓墾面積的統計數字中，可以發現在雍正六年至十二年間，新墾田與園面積的比例縮小為1：1.93，而且雍正七年所墾的田竟比園多一千甲有餘，雍正十、十一、十二年所墾者全是田，此足以證明稻作面積正在急速擴展中。雖然新墾的田畝，並非全數報官，隱匿不報，或以田報園，以圖減稅者當不少。但基本上這些統計數字仍可以反映出當時的開墾情況。

依據監察御使索林、尹秦於雍正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奏台灣田糧利弊的內容，墾民以多報少的原因共有五項：其一，台灣的田賦租率高於內地，若不以多報少，農民無以維生。其二，台灣地處季風氣候區，雨量集中在夏秋二季，一遇豪雨，則田園或為洪水淹沒，或為流沙壅積。其三，台灣的地形，以中央山脈縱貫其中，所有的田園均依山面海，若海風稍大，海水灌入田園，便無法耕種。其四，台灣的土壤不宜施肥，故地利的回復較慢，一地耕作二、三年之後，必須換耕他地，方可維持作物的收成量。其五，閩粵移民渡海來台，多半有私墾田園的意圖。[4]

彰化平原的稻作經營，之所以能在雍正初年吉數地成長，與水利建設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包括八堡圳在內的幾個埤圳，都是在康熙末年建築完成，規模最大的堡圳，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完工，意味著彰化平原灌溉系統，在雍正初年以後，逐漸發揮它的功能。因此康熙五十年代以來的水利建設，不僅使彰化平原的開發邁進新紀元，也使以這作為主的農業經營型態，逐漸轉變為以稻作為主農業經營型態，成為台灣穀倉之一。

到了乾隆二十年時，彰化地區的水圳設施已發揮其應有的功效之後，其水田的甲數反較同時期的台灣縣多出72甲；較鳳山縣多出903甲。較諸羅縣多出2955甲，成為台灣的穀倉。二、三十年間彰化地區水田開發，竟超出開發較早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主要是因為水圳對農業貢獻的結果。

彰化之八堡圳於乾隆七年間，圳頭沖決，曾沖去三十餘莊，損人頭口廬舍無算。[5]

彰化正式設縣後，田園面積增加的數度很快，根據周璽之<<彰化縣志>>及劉良壁之<<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之田園面積計算可得知，自雍正二年迄乾隆三十年（1724-1756），四十一年間，共增加田面積2,418甲，園面積3,850甲，而自乾隆三十一年迄嘉慶九年（1766-1805），三十九年間僅增加田面積438甲，尤其以乾隆二十一至乾隆三十年（1756-1765）增加的數度最快。因此，從田園面積增加的情形衡量，彰化縣在乾隆三十年代以後，土地之拓墾漸成飽和狀態。[6]

清代台灣中部人口的年增加率，嘉慶以前為1.36﹪，嘉慶年間到光緒年間則減為0.69﹪，導致人口年增加率高的因素之一是大量的移民。由於人口增加和田園墾殖面積擴大，促使聚落的形成[7]。根據日人富田芳郎的研究，，台灣農村的聚落型態以濁水溪為界，濁水溪以北為散村型，濁水溪以南為集村型兩大類，而介於大肚溪和濁水溪之間的彰化平原，其農村聚落連村或單路村，亦即沿著埤圳水道形成一種條狀排列的聚落型態。彰化平原的聚落在形式上雖為沿著埤圳作延伸式線狀分佈，其結構型態還是近於集村型式的。由於早期墾戶建立的散村，由於自然與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演變成集村式的聚落。幾次漳泉械鬥和民亂迫使這一連串的聚落結合為更大的聚落或超地域的聯庄以達到自衛生存的目的。許嘉明文中的福佬客與漳州人的七十二庄組織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8]。

早期移民由鹿港登陸後，由於平原上缺乏天然水源，很可能在短暫時間內即湧入山麓地區與沿著諸羅北上另一股移民匯和進行開發工作。等到水圳修築完工後，彰化平原腹地的墾殖才開始。早期的漢人聚落分佈大約是依生態環境的自然排列，其位置大體上與原有番社相近，以後在平原上的村莊則沿著水圳作線狀分佈，這種型態一直保持到清末。從台灣堡圖可以看出當時聚落型態是沿著八卦台地山麓密集後向西沿著幾個大水圳系統的慣帶埤圳伸展，而自當時的濁水溪和西螺溪之間，以二林為中心的三角地帶聚落為最疏落，這個現象很可能是因濁水溪屢次氾濫改道，村落被淹沒或被迫遷移的結果，因而形成彰化平原兩個聚落疏密不同的地區[9]。

[1] 王嵩興<Pa Pao Chun An 18th Century Irrigation System in central Taiwan>，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三集，頁166-167。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彰化文獻會，民國五十八年七月，頁157。

[2] 參考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五賦役，志諸羅縣土田>

[3] 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卷四賦役土田諸羅縣>。轉引自劉俊龍<<水圳建設與彰化平原的開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成大歷史語言所碩論，頁36。

[4]轉引自劉俊龍<<水圳建設與彰化平原的開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成大歷史語言所碩論，頁100-101。

[5] <<台灣私法物權篇>>，（台灣文獻叢刊第150種）第7冊，頁1261-1264。

[6] 周璽，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頁281-300；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七田賦，頁 159-161。

[7] 陳紹馨：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第一冊，頁54-55；溫振華：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一期，民國72年1月，頁67-68。

[8]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 – 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36期，頁193-193，1973。

[9]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 – 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裝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36期，頁193-193，1973。

田中名人的故事~~柏高理修女

2012-09-11 21:04:34GMT

伯高理修女為匈牙利人，於1908年出生於匈牙利匝拉省（Zala）貝雪麗（Becsehely）人，父親任職鐵路局，上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下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為新教徒，臨終時回歸天主教徒，母親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弟弟是主教。柏高理修女於1925年12月2日加入伊斯得岡的仁愛修女會。

柏高理修女自女師範學校畢業後，1929年7月19日入修院當初學生，1931年7月26日發初願後，在修會學校任教。1935年進入匈牙利皇家美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研究所，1936年取得藝術碩士學位。

1936年在中國傳教的匈牙利方濟會神父回，面邀仁愛修會修女到中國協助傳教。總會長修女徵詢自願者，柏高女修女士志願者之一。修會認為她福傳意願強，除了能與人和諧相處外，更具有學習語言的能力，這些都是遠赴異鄉傳教的條件，獲得雙親同意後，於1936年與其他三位仁愛會修女從布達佩斯搭火車到義大利，在轉乘經龐貝城、錫蘭經一個半月以上的航行，終於來到中國上海，轉搭火車到湖南長沙與一批於1932年來的一批修女會合，正式開啟了海外福傳的生涯。

修女們先到北平學習一年的中文後，回到湖南西部，隨後發現北平的國語在湖南無法與當地人溝通，只得重新學習饒口的湖南話，此外，氣候、飲食與風俗席管也都必須一一克服。柏修女先後在湖南沅陵設診所，在寶慶設立孤兒院，芷江設求仁女校，並同時進行福傳工作。

1949年國民黨政權撤到台灣，由於共產黨因此主張無神主義，對天主教採取敵對態度，且提倡階級鬥爭，不少黨員慫恿孤兒控告修女，孩子們始終不從。經過長期的煎熬，柏高理等幾位仁愛會的修女終於在1952年忍痛離開湖南，轉進香進香港，在調景嶺難民營為難民做牧靈工作。此刻匈牙利的祖國也淪為共產黨統治，導致修女們有家歸不得。

經過八個月後，七位元在湖南服務的修女分成兩組，3位過去曾與匈牙利方濟各會神父一起工作的修女，以難民的身份到美國；另外四位（施加拉、納濟、柏高理、何瑞姑）與美國苦難會神父一起在湖南工作的修女，包含柏高理修女則接受蔡文興主教的邀請來到台灣。最初在彰化縣的羅厝堂區協助傳工作，不久奉命調至田中鎮協助傳教。

修女們一邊重新學習台語，一遍又到適應台灣的氣候和食物。為招收更多修女從事傳教工作，他們請求台中教區蔡文興文主教准予繼續在台招收新會員，以培養本地修女，並以田中堂區的主保耶穌聖心為修會名稱，在1953年於耶穌聖心堂旁的土地上正式成立耶穌聖心修女會（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開始培育台灣首批的修女。這修初期修女主要來自雲林樹仔腳、彰化羅厝、員林等地天主教開教較早的地方，透過當地本堂神父的介紹來到修院，經過三年的培訓，於1956年發願，開始過著神貧、貞潔、服從的修女生活。隨後被派遣到竹山、北斗天主教堂區協助傳教工作。

修女會成立的階段適逢田中堂區教務蓬勃發展時期，需要有更多的人力投入傳教的工作，因此，當時任院長的柏高理修女遂帶領修院學生協助堂區傳教工作。當時修會中立另一位修女何瑞姑修原為護士，經常至附近各村落為病患免費診療，鑑於當時甲狀腺腫的病患人數眾多，自1953年起，每星期配製藥劑，免費提供患者服用。由於效果良好，全台各地的患者紛紛慕名前來領取藥劑。
1958年施加拉與納濟修女先後到美國，台中教區蔡文興主教任柏高理修女擔任聖心修女會會長，何瑞姑修女為初學導師。何修女後來罹患血拴症，導致記憶力嚴重減退，行動不便，1966年赴美就醫，1977年4月逝世，安葬於紐澤溪洲西微仁愛修女會的墓園，自此仁愛會在田中的修女就僅柏高理修女一位。

柏高理修女專長數學、音樂、美術，是個多才多藝的修女，待人又熱心和善，因此獲得許多神父和朋友的協助。1964年，柏高理修女以仁愛精神在修會旁設立「聖心幼稚園」，由黃玉鳳修女擔任園長。幼稚園初期以三輪車充當娃娃車，一時蔚為奇觀，成為日後校友的甜美回憶。

1969年（民國五十八年），柏高理修女為了幫助更多女學生有就學的機會，在台中教區蔡文興主教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高級中學，為了感謝蔡文興主教，於是將校名命為「文興中學」。當時主要設有幼兒保育科，培育女學生照顧幼小兒童。而後又設立了聖心幼稚園提供就讀學生有實習與就業的管道。因辦學績效良好，同時校內各種活動眾多，受到民眾的肯定，於是擴大招生，不僅開放男學生就讀，更成立國中部，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前往就讀。

1979年柏高理修女在台中成立「聖心托兒所」，畢業升直生由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創辦的「育仁小學」。1985年聖心修女會在柏高理的帶領下接辦育仁小學的校務。1984年，柏修女退休決定後定居在她熱愛的田中，她不僅是為傳教士，同時也是教育家、藝術家、音樂家。

1986年，柏高理修女來華50週年，蔡文興主教向羅馬教廷推薦修女對教區的貢獻，羅馬教廷頒發給柏修女十字勳章。1990年，台中教區王愈榮主教為文興中學的大禮堂起名為「裕文樓」，即是以柏修女外文名字Juventia音譯為「裕文」，嘉許修女一生為台灣的奉獻。

1991年8月，柏修女安息地告別她一生奉獻的台灣，就次安息在她曾經擁抱四十年的田中，她的精神和愛，深深扎根在田中的修女心中，她一生高風亮節的情操與志業，永遠遺留在田中這塊土地上。

大武郡保的故事

2012-09-11 21:03:27GMT

大武郡堡

大武郡東、大武郡西保均為諸羅山社系大武郡社的鹿場，漢人入墾先設大武郡堡，在分設東、西堡[1]。

大武郡包含今彰化縣埔心、社頭二鄉全部，田中鎮、永靖鄉大部分以及員林鎮、溪湖鎮、田尾鄉的部分，並且也包括了南投縣的南投市與名間鄉各一小部分，全保約在燕霧堡南方。

本保設置於康熙六十年代（約1720年代），因本地有原住民大武郡社聚居，遂稱為大武郡堡，西元1734年（雍正十二年）分為大武郡東、西兩堡，到了乾隆年間則省稱為武東、武西兩堡。以下分述武東、武西兩堡的開發過程：

（一）武東堡：
本堡部分土地與燕霧堡一樣，在西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由施常齡向半線社取得土地開墾，另有部分土地，則是在乾隆初年由泉州籍蕭姓墾首向大武郡社承墾，當時建成的聚落有枋橋頭（今社頭鄉橋頭村）、紅毛社（今田中鎮大社里）、篤乃潭（今田中鎮頂潭、中潭等里）等庄。而在西元1764年（乾隆29年）以前，已有枋橋頭街形成。

（二）武西堡：
本堡原為大武郡社所屬埔地，康熙末年，廣東籍漢人著手開墾，乾隆中葉，全堡土地大致墾成，當時建立的聚落有埔心（今埔心鄉埔心村一帶）、湳港（今永靖鄉湳港村一帶）等庄。[1]

田中鎮的開發始於康熙中葉，漳州南靖縣許若麟的移墾，康熙末年，八堡圳及十五莊圳先後竣工，分別流經田中鎮之東西兩側，遂招徠大批移民入墾，計有南靖縣石光、龍溪縣謝比夕、長泰縣盧仕通及安溪縣卓佐等人之墾植。至雍正年間，有漳籍墾戶林廖亮拓建沙仔崙莊（今沙崙、新民二里），其後復有南靖縣許質樸、許利及安溪縣孫良陸續來此墾殖。[2]

[1] 以上資料主要依據伊能嘉矩編<<大日本地名辭書讀編>>，頁83。但伊能氏認為施長齡氏在武東、燕霧上、下堡等地的開墾活動，於1709年告成，但臨時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般>>，頁51，則認為是從1709年開始，此處採用<<台灣土地慣行一般>>一書的看法。

[2]轉引字劉俊龍<<水圳建設與彰化平原的開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成大歷史語言所碩論，頁36。

文獻中的卓乃潭

2012-09-11 21:02:55GMT

一直在挖掘故鄉卓乃潭的故事的我

終於在清朝的古老文獻當中挖掘"卓乃潭"的蹤跡

第一次出現的可靠紀錄是出自於270年

西元 1740年（乾隆五年）劉良璧等人編修修<<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當時彰化地區街庄聚落增加甚多

而且在街庄之上更出現了「保」來管轄各街庄

當時彰化共設有六保

而卓乃潭隸屬於大武郡堡

當時的大武圳堡共設有舊社、崙仔、崁頂、枋橋頭、陳厝、紅毛社、油車店、火燒、濫港東、西成、柴頭井、馬光厝、新莊仔、卓乃潭、枋橋頭等漢人村莊。

能從幾百年的文獻中探索故鄉的身世

好像是在挖到寶一樣

真是開心啊

故鄉田中歷史的軌跡

2012-09-11 21:02:12GMT

田中鎮位於彰化縣東南隅，東經121°、北緯23° 70’，北側為社頭相，東側接南投縣名間鄉，南側臨溪州鄉與二水鄉，西側與田尾鄉及北斗鎮相鄰。田中鎮的地名自由古至今已經過數次的更改，由近至遠分別是「田中鎮」、「田中庄」、「田中央庄」等。

清康熙初期，先民從福建省漳州府及泉州府來台，沿濁水溪而上，在濁水溪南岸下船定居行城的聚落稱為西螺，而在北岸定居的聚落則稱為東螺，其中有少數先民選擇在東螺的東邊定居，並形成一個小市街，當時稱為「悅（粵）興街」，相傳此處即為田中鎮最早之發源地，可惜目前已經看不到當時市街熱鬧的情形。

悅（粵）興街的遺址據說是位於現今北斗鎮大新里大興國小南方約1公里處，及永興牧場內之北端，在多年前整地時曾挖出一根舊龍柱的往事，確定之前此地確實有一條老街。清康初期居民定居在悅興街後，一直到道光18年（1838年）市街才產生了嚴重的變化，據傳當年六月下旬因連續下了三天三夜的大豪雨，導致山洪爆發，濁水溪氾濫，北邊提防崩塌，流失了數萬公頃的土地，而當時的悅興街也淹沒在大水中。於是先民輾轉移至「沙仔崙街」避難，也就是現在的「沙崙路」，目前稱之為「舊街仔」，並漸漸的形成另一街市，當時有極少數的零售小店，經營榨油、碾米等，其餘居民皆以農耕為生。清光緒21年（1895年），台灣被清廷割讓給日本，明治31年（1898年）、32年（1899年）間，沙仔崙街附近風不調、雨不順，兩年內共發生了三次大災難，據說包括兩次的水災與一次的大火，尤其火災產生之災害最為嚴重，幾乎燒掉了整個沙崙仔街。由於當時的建築大多為木造，竹造建築，此次大火害得許多居民無家可歸、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明治33年（1900年），日本政府於沙仔崙設彰化支廳沙仔崙支署，同年災民得知日本政府將要在沙仔崙的東方兩公里處（今火車站）興建縱貫鐵路的消息，也使得這些災民開始計畫往新街（今北路里）遷徙。明治41年（1908年）在田中央設置台中縣北斗支廳田中分署，而到大正九年（1902年），在田中央設立台中州員林郡田中庄；昭和15年（1940年），設台中州員林郡田中街，都可見證日治時期田中社經地位之轉變。

明治38年（1905年）10月15日田中火車站落成，並且開始通車，田中鎮的重要性隨著縱貫鐵路大眾運輸的興建與日俱增。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從山區採收大量的樟腦與木材等，藉由鐵路在台灣本島運輸，經由水路運回日本。爾後日本也在此興建糖業小火車站，田中鎮在當時可說是佔盡地利之便，於是新街（員集路）街屋開始發展，鄰近的北斗鎮、溪洲鄉、南投縣名間鄉及竹山鎮等鄉鎮，都會將貨物運送至此再轉由縱貫鐵路、糖業小火車運輸，田中成為貨品轉運站的重要樞紐，當時田中的產值與賦稅僅次於員林，成為員林郡中相當重要的市集與城鎮所在。

光復後，田中鎮開始設立大大小小的食品工廠，如泰山企業集團、維力食品、也有鞋廠、成衣加工廠等，加上田中鎮農會將農會倉庫出租，提供許多工廠放置貨品的空間，節省工廠設置之經費與成本，故處處可見公司行號林立。但隨著公路開通、糖業小火車運輸路線之拆除，原需透過田中火車站轉送至台灣各地之貨物，紛紛轉由公路來運送，因此田中鎮原先扮演的交通轉運輸紐角色逐漸相形失色，不僅火車站周遭集中州路、員集路沿線商業活動減少，整個田中鎮之發展也因此停滯不前。

田中鎮目前之現狀與二、三十年前並無顯著差異，尤其是整個社經地位、區域發展更是落後於彰化其他鄉鎮，其發展受限於許多主客觀之條件，因此短期內恐怕不會有太多的改變。高速鐵路在田中設站，讓田中鎮有機會再次扮演南彰化、北雲林、西南投等區域的交通轉運輸扭，或許能對於田中鎮未來的發展趨勢提供幫助。（本文出處：《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資產資源手冊》

卓乃潭三部曲~第二樂章：尋找平埔的蹤跡

2012-09-11 21:00:55GMT

「卓乃潭」，我的故鄉，位於彰化縣田中鎮北方的村落，若以現在的行政區域劃分，一共包含了田中鎮的中潭、頂潭與龍潭三個里。小時候未曾對這個地名懷以任何的疑問，當田中的朋友問起我所居住的地方時，總是不加思索地脫口回答「卓乃潭」三個字。隨著年紀的增長，又因修習民族學相關課程，汲取平埔族的文化歷史後，慢慢地開始思索，自己的故鄉是否也覆蓋著平埔族的足跡。翻閱文獻，得知彰化平原曾經是平埔洪雅族的生活樂園。又攤覽古地圖，早在三百多年前，在故鄉的位置上，已出現了「大武郡社」的聚落名稱。康熙六十年代（約1720年代）後，因日以劇增的漢人移居至此地，原為平埔族所擁有的土地逐漸為漢人聚落所取代，為了管理上的方便，於是，清官府在此設立了大武郡堡。範圍包含今彰化縣埔心、社頭二鄉全部，田中鎮、永靖鄉大部分，以及員林鎮、溪湖鎮、田尾鄉等地；並包括了南投縣的南投市與名間鄉各一小部分。西元1734年（雍正十二年），再將大武郡堡分為東、西兩部分，省稱為武東、武西兩堡，而卓乃潭就是武東堡的漢人聚落之一。

1740年（乾隆五年）劉良璧等編纂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與《重修台灣府志》中記載：

大武郡保管下：舊社莊、崙仔莊、崁頂莊、枋橋頭莊、陳厝莊、紅毛社莊、油車店莊、火燒莊、濫港東莊、西成莊、柴頭井莊、馬光厝莊、新莊仔莊、卓乃潭莊、橋頭莊。

這是「卓乃潭」最早出現在文獻上的紀錄。由於「卓乃潭」這三個字，與漢語發音差異過大，興起對台灣地名感興趣的我。台灣著名的地理學者洪敏麟教授曾為卓乃潭地名的由來作相關的記錄：相傳於兩三百年前，一名來自大陸福建的蕭姓漢人男子，娶苗栗大湖地區的泰雅族少女為妻，因少女的名字叫卓乃，人們遂稱此口潭為「卓乃潭」。仔細觀察卓乃潭的範圍，包含中潭、龍潭與頂潭普遍較其他地區的地勢低漥，隱約可以印證原為水潭的傳說。然而，對於「卓乃」兩字的由來，基於民族學系的學養敏感度，我直覺地懷疑記錄的可信度，於是，請教專精於原住民文化研究的老師，泰雅族中是否有記載著「卓乃」的名字，得到的答案竟是：沒有。於是，我推論，記載中的泰雅族應改為平埔族的可能性較大。早期漢人祖先來到台灣開墾，往往透過入贅給平埔族女子的方式取得土地。若以地名讀音和歷史相互對照，這樣的推論應該比較具有可靠性。

我嘗試在文獻中搜尋，早期生活於此的平埔族的蛛絲馬跡。終於在《臺海使槎錄》＜番屬六考＞中找到，西元1722年黃叔璥任巡察臺灣御史，遊歷台灣各地，途中經過大武郡時所記載的〈大武郡社捕鹿歌〉：

今日歡會飲酒，明日及早捕鹿，回到社中，人人都要得鹿，將鹿易銀完餉，餉完再來會飲。

郁永河來台灣採集硫磺時沿途記錄的《稗海記遊》中對於大武郡社的女子也有相關的描述：

大武郡之女，時以細砂礪齒，望若編貝。大武郡社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碗；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
至洪雅族的大武郡社，見「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

透過歌詞與文字記載，我幻想自己是大武郡社的子民，以天地為蒼穹。徜徉於大自然的懷抱，獵鹿維生，萃取天然的顏料妝扮自己，自給自足、與世無爭，天天飲酒作樂，毫不矯揉造作，這樣的生活多麼快樂逍遙啊！
如此快意，並無法維持長遠，在漢人大量的遷移台灣後，平埔族人的生活受到嚴重的威脅。漢人透過各種手段，從天真的大武郡社人手中取得土地，土地因而大量流失，原本居住在此的主人必須遷移他處或為漢化。黃逢昶於《台灣生熟番紀事》中所提的一首〈熟番歌〉，真實的反應當時平埔族人的處境：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堂前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仰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將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為民父〔母〕者慮其後。

如今，卓乃潭地區的居民鮮少聽到有人提及與平埔族有關的傳說，在漢文化強勢的入侵下，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可說是蕭聲匿跡，唯一留下的是「卓乃潭」的第明與稀疏的文獻記載供候人做時空交錯的想像。單車繼續沿著八堡圳兩岸，綠蔭不斷的向前伸展，思緒在三百多年的時空來回穿梭，蒼鬱的彰化平原、波光粼粼的潭水，梅花鹿群自由地奔馳在廣大無垠的綠色大地。大武郡社的平埔族頭目帶領著社中族人，傳唱著祖先千百年來吟誦的歌曲，在我心深處幽幽低迴。

卓乃潭三部曲之第一樂章：重返卓乃潭

2012-09-11 21:00:02GMT

騎上單車，閒逸地遊走在田中的老街上，兩旁矗立著一棟又一棟，蘊涵著古色古香的老建築。我揹著心愛的美樂達數位相機，手中持著日據時期田中的街道地圖，按圖索驥地仔細觀察，探索一個世紀以來，隨著時代變遷的田中街道。

過去的我，不論是購物、上學、或是拜訪朋友，總是匆匆忙忙地往返於故鄉街道，未曾留意她面貌的轉變。升上高中，開始負笈他鄉的求學生活，三年的高中、四年的大學、兩年外島的兵役，再加上三年的研究所生涯，整整十二年寒暑，一直處於漂流異鄉的遊子身份，在各地感受不同的人情冷暖。

年少的我，總希望能早日離開家鄉，到外面的世界開闊視野，也曾嚮往大都市的生活，吸取更為精彩的養分。大學時期，因主修民族學，積極參加了許多與文化研究相關的研討會，並跟隨教授到澎湖、宜蘭等地調查當地的廟宇；至桃園楊梅研究傳統的客家建築…..等。種種的活動參與，使我對台灣這塊土地展開初步認識的機會，並在心中燃起了積極探索台灣文化的火苗。於是，自金門服役退伍後，決定一償宿願，報考台南師院的台灣文化研究所。

或許是受到民族學系學風的影響，我曾熱衷於探索台灣原住民文化，並多次前往東部的布農族等部落，南島文化珍貴豐潤的原始色彩，滋養著受到升學主義摧殘的貧乏生命。在台東的布農部落，我接觸了一群致力保留族群文化及維護生存價值而努力奮鬥的原住民朋友；他們熱切的與我探討族群間各種相關的議題。堅定的眼神中，散發著對族群文化的熱愛與篤志。我樂於看見這樣的眼神，他們不僅珍惜祖先的文化遺產，更有志將它發揚光大，驕傲地對世人闡述自我存在的價值與世界觀。原來，文化體系中的生命個體，與孕育文化的土地緊密連結後，是可以激盪出令人驚豔且感動的燦爛火花啊！

我開始思索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脈絡，細數昔日十二年來，摸索認知這塊土地的我，從記錄著各地的歷史與故事，到自以為是的與他人天南地北，分析著各種民族的文化內涵；然而，對自己家鄉歷史，與族群文化的認識，竟不如布農部落裡的國小學童。「是不是該回家了呢？」這樣的疑問，不斷的在心中盤問著自己，「是不是該好好認識自己的故鄉了呢？」這個念頭，促使我下了決定，畢業論文無論如何，都要以自己的故鄉為出發點，作為我認識故鄉的第一個里程碑。於是，我的論文《台中教區田中堂區之發展》，就在交錯著情感與期待的情緒中悄然問世。從頭瞭解這片土地上的天主教的發展；三年後，儘管交出了為數六、七萬字的論文，然而，我卻意外發現了更多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
畢業後，回到母校－三潭國小，擔任實習教師，恰逢創校五十週年，校長希望我能編製一本收錄鄉土文化意涵的紀念專刊。透過資料的蒐集過程，意外發現許多這塊土地的故事。於是，我試著提筆，以文字來記錄這塊孕育我的土地--「卓乃潭」。